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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从早期的农业大国一步步地走上了工业强国之路。在入世之后，更是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初级资源，并借助其比较优势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虽然只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但对于自身资本积累以及后期的产业转型升级无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劳动力使用成本也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对于一成不变的流水线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不再感兴趣，因而造成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度出现“用工荒”的局面。目前集聚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众多制鞋、纺织以及电子零配件生产商不是被迫倒闭就是选择将厂址向内地以及西南部边陲地区迁移，以寻求本国及周边国家低成本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的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当前，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同时不断打造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积极带动周边众多发展中国家，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体，通过经济走廊将其联通，真正实现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和优化升级。
本文以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定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论证不同的解释变量对于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影响程度。首先，笔者对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意义及理论支撑作一详细介绍；其次，对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与结构变动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国家的分工与升级进行深入研究。固笔者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从政治往来、经贸发展、文化教育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寻找影响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然后，据此建立计量模型，以分析不同变量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程度，最终结论证明主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程度、国内短期上升的失业率及其日趋成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于提升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相反，政府过多的物质资本支出和不均衡投入也会对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起到部分阻碍作用。最后，在基本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笔者对进一步促进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
目录
摘要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1
一、选题背景1
二、研究意义2
第二节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3
一、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3
二、研究方法4
第三节研究的创新与不足.5
第二章理论与研究综述..6
第一节理论基础6
一、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6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7
三、产业内贸易理论7
第二节“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价值链研究综述8
一、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综述8
二、关于"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综述9
第三章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产业价值创造与结构变动11
第一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价值链分工定位变化11
第二节产业类型划分15
第三节各产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18
第四节各产业进口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20
第四章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25
第一节分工地位指标的测度理论25
一、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25
二、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26
第二节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分析27
一、物质资本状况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28
二、人力资本状况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28
三、技术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29
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30
五、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30
六、金融服务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31
七、外商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32
第五章中国一中南半岛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实证研究33
第一节计量模型建立33
第二节数据说明与统计性描述33
第三节实证结果分析34
第六章对策建议39
第一节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39
第二节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深化国际分工40
第三节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41
参考文献
第一*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范围内走市场经济路线的各个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之中，并充分发挥着各自的优势。目前，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即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众所周知，欧美国家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率先进入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并将大部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中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整个价值链当中，欧美发达国家始终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而中国以及其他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但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土地资源逐步嵌入到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当中。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凭借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并接手了欧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一大批低端制造产业，以代工形式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大量低端制造业订单，借助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迅速积累大量的资本，为后期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好了充足准备。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一成不变的流水线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失去了兴趣，因而造成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度出现“用工荒”的局面。目前集聚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不断需求机会向我国内陆及老挝、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我国也在积极的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这一变动充分显示出了我国正努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靠近，以获得高附加值产业带给中国的红利。
当下，我国正积极地将“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逐步打造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重要经济带，同时自北向南依次构建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两大经济走廊的起点均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主要以云南和广西两个省份为主。作为中南半岛各国合作的主要载体，跨国经济走廊从狭义上来讲连接了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从广义上讲，它是建立在交通通道基础上，整合工贸，推动沿线经济发展的轴心，同时它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球性、综合性、相关性和互补性等特点。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到亚投行的成立再到如今“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出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战略可以看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断加强经济走廊建设，提高区域间产业的附加值，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二、研究意义
目前，“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不断被付诸于实践，六大经济走廊的打造也在有序的开展，但由于沿线国家及地区经济条件的制约，造成目前整体进程不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六大经济走廊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贸易、地缘政治等方面开展，但多半停留在宏观层面。就往来贸易而言，对于各国间微观产业细分以及产业间结构优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同时，以全球价值链作为理论支撑，对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产业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固笔者拟借助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我国进行产业细分，并通过各种产业对不同地区、国家乃至整个经济走廊的影响做出深入研究，打造出合理高效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进一步缓解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因产业结构调整而造成的往来贸易严重失衡局面。
此外，当前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要素分配，提升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在需求方面主要有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在供给方面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和创1?等因素。基于这一理论，综合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布局，并结合“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基本产业情况，合理配比区域间资源要素，实现不同国家间的产业优势互补，达到整体的帕累托最优，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倡导的不同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节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
本文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贸易现状，同时对沿线国家的产业进行细分,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在“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背景下，提出加快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建议。本文的写作框架如图1.1所示。
本文按照“理论研究-现状分析-数据收集-模型设定-模型检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的思路研究如何建设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增强沿线国家往来合作关系。章节设置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写作意义，然后系统地介绍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文献综述，最后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阐述。
第二章理论与研究综述。主要介绍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沿线国家间往来合作的作用机理，同时对各界学者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
第三章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与结构变动。本章主要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价值链分工进行定量分析，首先对2008-2017年中国与“一带-•路”国家价值链分工定位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产业分类，并从贸易角度再次进行细分；最后对近十五年中国不同产业进出口形成的国内外增加值占比进行分析。
第四章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升级研究。结合中国与中南半岛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及贸易往来研究分析，明确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理定位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以进一步推动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跨越式发展。
第五章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通过引入多个变量指标，利用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以验证引入变量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第六章结论。基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结果，针对性地对影响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因素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描述和定量分析计算方法。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行业类型分类、各行业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以及各行业进口形成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现状，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不同产业创造与结构变化的因素。此外，本文基于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理论，分析了不同行业对本国GDP的贡献程度，最终实现不同国家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产业结构的优化。
(2)文献研究方法。以传统方式搜集国内外有关“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关文献，基于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形成自己的思路和观点；此外，借助互联网査阅大量与中国-中南半岛国家产业发展相关的优质评论，同时在部分国家的外贸类官网上面收集相关数据，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测算依据，保证其结果的合理性。
第三节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文献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贸易效应上，大多数使用引力模型。在研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时主要侧重分析的是现状。本文将二者联系起来，将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重点产业现状和当前的贸易格局，结合各国经济水平、人口规模以及城市化率等指标对当前沿线国家的价值分工进行深入研究。从产业竞争到产业互补，我们将缓解目前各国进出口格局的失衡现象，打造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于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的数据搜集并不完整，由于个别国家某些年份的统计数据并未被统计网站收录，造成了部分统计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对最终计量模型的显著性以及测算结果产生细微的影响。
第二章理论与研完综述.
第一节理论基础
一、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
20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国际分工这一概念，伴随这一概念而来的便是后期不断发展起来的国际间贸易往来，不同国家凭借自身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生产出产品用于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换，通过国家间的生产合作，初次实现资源和技术的优势互补。20世纪80年代，Porter教授在自己的著作《竞争优势》中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价值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企业内部存在着合理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有序的进行，更加倾向于管理经济学中的管理模式。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生产商、销售商和购买者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外部价值链，保证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附加值空间。紧接着Kogut(1985)就明确提出了价值增值的概念，他从国家层面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细分，并指岀不同国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了本国生产环节的附加值，即是我们所说的价值链增值。
20世纪90年代，Gereffl等人(1999)提出了“全球商品链这一概念”，基于当时美国商品在全球的销售情况，从买卖双方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认为买方控制着产品的生产链。与此同时，买方市场的冷热程度也影响着生产者的积极性，二者相互相影响，推动着不同商品市场的发展。2001年Gereffi赋予了全球商品链更深层次的含义，全球价值链的概念随之产生，从商品链到价值链的转变，一方面是整个价值链环节的丰富，另一方面是不同环节附加值的高低程度。首先，价值链的环节从生产、销售以及购买的基本环节逐步发展为前期技术研发、中期零配件生产和加工组装，后期品牌打造，最终推向市场，同时伴随着售后服务的保障。这一完整价值链无论从流程还是从其它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其次，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被分包给了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各个国家，由于细分程度不断加深，所以最终产成品的国别属性也并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相比起之前一国掌握整个生产链的时代，现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明显更加顺应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国家（投资国）己经或即将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即边际产业）的行业中进行，这些边缘产业也是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东道国一般在技术、资本等方面相对落后，但边际产业的转移在这些方面的标准和需求并不高，同时又可以促进东道国将自身廉价劳动力使用成本以及初级资源丰富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帮助其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实是站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角度来分析产业转移的，在一国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遇到一定的阻碍，这些阻碍或许来自于本国资源的匮乏，亦或许来自于国内劳动力使用成本的提高,但又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国内其他的产业停滞不前。此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便应运而生，他为个别产业即将形成的堰塞湖效应找到了疏通方法，即将这些所谓的边际产业转移至海外，借助部分海外国家的比较优势有效化解了这一难题，同时也为当时经济欠发达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找到了经济增长点。
此外，小岛清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相伴而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创造了国际贸易的同时，还向投资国家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专业知识，它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
三、产业内贸易理论
早期的国家贸易大多产生于不同的产业间，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以及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发展中国家通常会用本国大量的初级产品以及自然资源来换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及其他高端制成品，这逐渐形成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贸易。但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相同产业内的产品交换，且多产生于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间，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产业间贸易理论，并逐步形成了接下来我们所要描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之间大多数国际贸易与类似产品进岀口
的现象。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有三大“支柱”：首先，类似产品的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的驱动力；因为人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别，同时不同消费偏好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直接相关。其次，需求偏好的相似性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保证；由于产品本身的出口是基于国内需求，两国的需求结构越相似，贸易量就越大。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对商品的需求将逐渐从农副产品转向工业消费品。最后，规模收益是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来源；收入规模描述了产出增长大于要素投入增加的现象，这是各国制造商的共同追求。这种效益主要来自规模经济和对于不同产品的选择。总之，经进一步测算可发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可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用于分析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除此以外，也有学者认为两国之间的接壤也会抑制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造成过高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家间政治互信和国土安全等问题也会对产业内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冯宗宪，2017）o
第二节“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综述
一、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提出和实施，国内外的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价研究。综合大多数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文献研究发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进行的研究；2、基于历史上各国往来贸易进行的跨国经济走廊硏究；3、立足文化包容性的特点对国家间文化关系进行的深入发掘研究。其中对于沿线经济走廊的建设问题，各界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袁新＜2014）认为“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对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文化互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将各国联系起来，加强各国间的技术交流，实现了各国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有效的缓解了部分国家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周方冶（2015）在文中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别对比了国际间不同运输方式的成本，认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各国而
第二章理论与研究综述言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货运港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各个节点有效连接起来，不但促进了沿线海运行业的发展，同时可以更好的与周边国家进行产业分工合作。陈万灵(2014)也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包括中国经中东到欧洲国家的古丝绸之路和自中国广西出海经中国-中南半岛各国到中亚北非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要处理好与沿线各国政府的往来关系，充分发挥这两条国际大通道的优势，打造属于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为区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综述
从现有文献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大多数是关于建设“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研究，但是侧重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所处地位的文献相对较少。对于打造“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不单单只是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或者单纯的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那么简单，还要结合各国产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所处的位置来实现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互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如今，我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断提高，这对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早先我国正是借助劳动力成本这一比较优势才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要素，但随着这一比较优势的逐渐消失，我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适时的给?!t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放眼周边许多国家，大部分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甚至个别国家尚未很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来，但其本身具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将本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周边国家，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研发以及高端制造业生产当中，一方面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周边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使其更好的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借助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充足的资金，实现了从低端生产向高端制造的转变。这一过程是周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和效仿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必须立足于本国比较优势以及产业发展情况，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不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而盲目选择照单全收，这样不但无法将本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还可能对本国原
有产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理性选择，方能助本国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数量随之不断增多，多数生产商将不同的生产环节选择放在不同国家，借助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实现整体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这不单是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衔接，更是实现全球资源共享的最优选择。
部分学者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中相差较大，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技术的互换，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区域经济走廊，打造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价值链（周绍东、邰俊杰、罗金龙，2017）。（赵江林，2016）在文中提岀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他认为目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因此要打造东亚的区域价值链，中国完全有能力发挥带头作用，协调好区域内各国的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并非要基于某一国家，完全可以在各国积极配合的有利环境下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价值链的升级，不断缩小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此外，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同时融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待时机成熟中国需要主导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张茉楠，2016）。
综合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全球价值链关系这一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论述：首先是基于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一带一路”的建设促进了国家间的技术转移，形成了价值链顶端带动价值链底端的效应，有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核心技术对于自身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作用，伴随着当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大势，中国以及周边国家都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实现本国产业的升级，“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各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搭建了一个稳固的桥梁。最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者，中国备受欧美发达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关注，这一战略的提出究竟能否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和升级产生影响，不但要靠中国发挥协调作用，还需要沿线国家的共同参与和打造。
第三*全欢价值佻中的中国戸业价值创遂与德柄丈杨
第一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价值链分工定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经历了四次转型升级。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91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国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把引入竞争机制与国外先进技术并进一步解决贫困作为目标，先后设立经济特区；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0年。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主张弥补资金短缺，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开放；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12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并以融入全球生产，以出口为导向，实现产业多元化为目标，一步步成为世界加工厂；第四阶段自2013年至今，我国不断增加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以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优化为目标，逐渐适应全球规则。
借鉴Koopman(2010)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指标(GVC-Position),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测算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指数(见表3.1),可以看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价值链分工中地位提升明显，并形成一定的优势。最近几年，中国在电子光学、交通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机械装备等行业类别进步明显。最初，中国在这前三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定位指数皆为负值，后全部转为正值。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明显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在机械装备业,中国从-0.2173转为-0.0031,提升很快，离转为正值也是一步之遥。以上这四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环节不断细分、深化，国际专业化分工水平高，也是国际贸易中占份额较大的部分，而“一带一路”国家多为资源提供者。这为推动国内外生产要素重组，集中优势生产要素进行技术研发、品牌开发、营销网络开拓，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分工中向技术、品牌发包者转型提供了条件，为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或者成为区域协调者提供了条件。
根据目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定位中的变化，可以预期我国会向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逐渐将边际产业转移至海外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①自然资源导向型；即投资国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石油、矿产、林业等自然资源进行开采，然后可由投资国进口用于补充本国相对匮乏的资源。同时，也可在东道国直接销售或者出口世界其他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实现资源的跨区域流通。②市场导向型；东道国资源持续出口流向投资国达到一定程度后，投资国在考虑到本国资源过剩或者一定程度为了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的前提下，会抑制本国进口。这种情况下，选择直接在东道国销售或者向世界其他国家销售则更为可行。③生产要素导向型；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一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首先，土地本身根本就没有流动性，固无法作为商品实现跨国流转。其次，劳动力资源小范围可以跨区域流动，但要实现大规模的跨国流动，目前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国家间法律的限制。然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也受到
第三章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产业价值创造与结构变动东道国政府的严格管制，基本无法实现大量的跨国买卖交易。最后，只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自由流动，保持其较好的流动性。因此，以上因素也导致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高低不一，那么生产要素价格较高的国家就可以选择直接投资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国家，并将其生产要素出口投资国用于本国生产，有效地降低本国产成品的成本。
笔者在绪论中就对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作了简要论述，小岛清这一理论中所谓的边际产业即投资国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投资国本国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断提高，导致产成品成本不断上升，因此投资国会将这部分产业转移至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以降低产品成本。中国早期也是借助大量发达国家转移至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一定程度增强了薄弱产业的实力，总的来看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依靠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还是无法获得先进技术的，因为投资国向东道国以直接投资方式输出的并不是先进技术，而是已经过时或者早就被标准化了的技术,所以吸收外来投资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自身带来的收益效果远远不同，这一收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尽可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开发高新技术，最终将其引入国内，为我所用。同时，也可在此基础上借助发达国家有利条件，了解先进的技术研发动向，为我国技术研发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投向周边发展中国家，以获得这些欠发达国家低廉的生产要素，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结合我国目前现状以及笔者想要阐述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量分工状况来看，早期我国东南沿海大量的发达国家代加工厂无法承受与日俱增的劳动力成本相继倒闭，艰难存活下来的部分企业也选择向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迁移，借助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维持着企业的发展。可见，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已逐渐成为了我国的边际产业，需要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其他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以降低产品成本，保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在边际产业扩张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将目前部分边际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具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以实现跨区域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为沿线国家输出了部分先进技术，带动了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已初见成效。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伙伴国也直接受益，我国正通过援建铁路、电站、投资不动产以及建设边境物流园区等方式改变东南亚邻国的面貌。瑞士瑞信银行指出，中国目前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位列第三，并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以当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状况来看，产业园区建设成为了我国直接投资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平台。其中，由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府共同建造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中马关丹产业园区是最受关注的。钦州产业园区主要围绕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材料及新材料六大产业积极推进园区成熟化建设。关丹产业园区则以钢铁、铝材深加工、石化、橡胶、棕梱油加工、汽车装配、清真食品加工等双方具有传统优势的工业产业为重点，同时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物流运输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两大产业园区开创了“两国两园”的国际产业合作新模式，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有效的缓解了我国大量边际产业产成品比较成本优势不断丧失的尴尬局面。此外，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数据初步已实现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全面覆盖，下一步会逐渐拓宽辐射区域，尽可能实现东南亚国家的全线联通。中国与东盟铁路建设项目的稳步推进直接提升了双方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更多合作，2017年1-11月，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639.7亿美元，同比增长14.8%。通过资本投资、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鞍钢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兴建多个钢铁生产基地，推动我国钢铁装备产品的对外岀口。邢台德龙钢铁公司通过与泰国Permsin钢铁公司等合资，在泰国兴建的热轧窄带钢项目成功建成投产，年产能达60万吨。秦皇岛通联集团和老挝太平洋矿业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钢铁厂项目也已经完成，预计年产能可达30万吨。由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和中国优质民企合资打造的马来西亚联合钢铁厂己成功入驻关丹产业园，完全投产后预计年产量达350万吨，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东盟首家采取全流程工艺生产H型钢的钢铁厂。2016年6月，青山钢铁集团的印尼不锈钢第一炉出炉，9月28日，印尼青山第二条100万吨不锈钢冶炼项目投产，目前合计不锈钢冶炼产能达200万吨/年，1780热轧产线也己经开始轧钢，对中国不锈钢产业拓展海外市场起到引领作用。以上各项国际直接投资项目的相继落地为今后我国边际产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周边国家带去了先进技术，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各领域的往来联系。
第二节产业类型划分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产业在GVC中的表现，我们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将国民经济划分为35个产业（见表3.2）。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将这些产业从贸易的角度划分为三大类产业：1、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2、制造业进一步细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3、服务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
在上述细分的35个产业中，存在着两种产业贸易模式，即我们常说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的基本逻辑浅显易懂，不同国家对整个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品需求不同，固需要通过不同产业间的产品互换来满足本国需求。而产业内贸易相对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一国出口某种商品的同时又进口替代性较强或者极为相似的商品，这种现象便是我们所要阐述的产业内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跨国公司理论中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垂直一体化模型和水平一体化模型。垂直一体化模型指的是一国将一个完整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充分发挥不同国家的资源或技术优势，以实现整体的最优化。水平一体化模型则指投资国在不同国家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销售体系，且大多选择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相似的国家。其一般会选择与本国需求相近的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同质产品的差异化产销，一方面由投资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借助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二者相结合以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对比这两种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可知,垂直一体化模式分布在海外国家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技术多是投资国淘汰下来的落后技术，或者技术含量较低，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便可完成的生产环节，和我国早期代工厂相似，短期对东道国来说可能会对其外贸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其总是接受落后的技术，固在技术发展上总是处于劣势地位，长此以往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不大。水平…体化模式则略有不同，该模式是在东道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销售体系，为东道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经验，即便两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也会为其带去部分东道国所欠缺的经营理念和独道的思维模式，经过不同国家间的交流碰撞，真正实现资源与技术的有效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产出。综上所述，在对我国产业进行细分之后，究竟哪些产业需要釆用垂直化模式，哪些产业可以采用水平化模式来发展，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首先，从国别上来看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几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与新加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其次，从产业内贸易的分类来看，我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并且不稳定，垂直型产业贸易水平较高，但不同国家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最后，还要考虑到陆地接壤会产生边界效应问题，与我国接壤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成本过高，会呈现出屏蔽效应等问题。虽然近些年来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往来贸易不断深化，但是产业内贸易多数还是集中在初级产品、矿物能源和制成品细分的部分产业。其实，最终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的主要因素还是各国间需求结构的差异，该差异越大导致其不同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往来交流越少。相比之下，投资国更看重的是东道国的资源优势,而非市场需求，因为对于投资国而言其早已拥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无需担心后期销售问题。从矿物能源的产业角度来看，投资国则变为了市场追求型，通过在东道国设厂，充分利用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生产出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因此，就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借助海外国家的资源优势，将初级产品转变为制成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制成品产业角度来看，制成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属于市场追求型，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仅次于两国市场规模差异，开放度的提高可以有效促进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
虽然中国在这些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些行业的净出口价值基本上是负的（即贸易逆差），我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有限。再者，我国与中南半岛各国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产业上，而且是以低档质量产品市场的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也说明我国与其在产业结构和部分产业的国际分工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实现自身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避免陷入与周边拥有大量同质产品国家的恶性竞争之中，将部分边际产业转移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留出更多的空间来支持高端制造业以及产业链上游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在低
端产品方面采用水平化贸易方式，充分借助周边邻国比较优势，以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在高端产业方面则釆用垂直化贸易方式，由我国主导核心技术的研发，将产业链下游环节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比较优势显著的国家，以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第三节各产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
如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也是因为受初级资源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收入越来越低现象所影响，在2003-2017年间国内增加值比例从15.0%下降为8.8%。制造产业出口增加值占比对于初级制成品产业而言还是略高的，但其整体对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程度日趋下降。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三种类型来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占比已远远超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占比，这点早已表现的十分显著。其次是如今知识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日趋赶超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占比，这点是我们所要密切关注并引起重视的。据2017年数据显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国内增加值中的占比为16.7%,远远超过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约为劳动密集型的2.6倍。
对于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而言，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受目前我国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断提高的影响，其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持续下滑。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在我国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的背景下，其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占比近些年来不断上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虽然起点较低，但整体发展趋势还是稳步增长的，2003-2017年的占比己从4.0%增长至6.6%。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出口的增加值占比仍处于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相关指标数据详见表3.3。
综上所述，我们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从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三大产业出发，具体研究分析不同产业间的进出口对于我国及全球价值链中其他国家的附加值影响。目前来看，无论三大产业中的哪一产业所占一国GDP比重最大，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不同产业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不再是单一产业对一国的主导，而是在最终产品中包含了一二三产业，只不过占比会略有不同。近些年，大量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来衡量相关产业对一国的附加值，但这种方法多用于贸易领域，利用增加值来估计出口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笔者希望借助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演变过程来分析三大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附加值提升效应。
首先，我们来分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农业是怎样融入价值链当中并实现其最终产品的附加值提升的。我国早期•直以农业为主，并主要依靠着农业
支撑着全国人民的温饱生活，所以早先土地这一资源要素对于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在近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可用耕地面积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加上退耕还林、耕地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全国的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基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进口依赖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贸易战对此的冲击，我们需要寻找稳定的进口国。考虑到"一带一路”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土地资源，但其国内大多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相对落后，这样就找到了彼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点，一方面是土地资源越发减少，但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是可用耕地面积丰富，但生产技术落后，缺少资本投资。可见，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农业领域开展互助合作还是极大的发展前景的。所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应该立足于比较优势，转移生产技术，促进农业走出去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建立稳定的进口来源地。农业价值链包含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几个环节，研发环节我国拥有一定的良种研究技术，可以进一步培育一些适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种植的作物；在生产环节，周边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可利用耕地资源，可通过两国合作发展特色农业，在向其输出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形成战略性农产品的稳定供给；销售环节中，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提供市场，在为周边国家带去生产利润的同时也满足了我国内部的需求。除此之外，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一定价值链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延长农业价值链，其价值链越长，价值升值空间则越大。最后，各国间要不断交流借鉴，加大农资企业和科研院所间的合作力度，提高各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不断实现自身价值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但在全球价值链范围内我国制造业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将制造业进一•步细分之后，可以发现其中我国在纺织、鞋类这些低端制造业方面凭借着劳动力优势完成了大部分的价值增值，而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我国受制于自身研发技术及投入的限制，仅仅停留在加工贸易层面，同时也被锁定在加工装配等下游环节。因此，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分配的利润较低，且依然处于弱势，存在当前被普遍提及的“低端锁定”现象。但总的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整体地位还是趋于上升的，其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首位，且存在“中国〉东欧〉东南亚〉西亚＞北非”的空间格局。基于“一带一路”国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较大差异，我们应该采取差异化合作，对于劳动密集型国家，要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入，通过互补合作提升各自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水平；对于技术密集型国家，要积极与其进行技术研发合作，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于资源密集型国家，积极借助其国内优质资源，帮助其提升资源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最后，我们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服务业嵌入和升级作简要分析。虽然服务业相比于农业和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言略显滞后，但其自身所积聚的发展潜力不可小觑。目前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木的提高，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服务业自然能够创造出超过农业和多数制造业所创造的利润，自然也能够负担的起该产业涌入大量劳动力的成本，再加上如今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制造业的关联需求，要想在短期内实现一个大的跨越也并非难事。与此同时，要充分借鉴制造业“低端锁定”的负面经验，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找准时机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并充分打造自身的中高端生产性服务，实现服务业的跨越式升级。
第四章中買-中南率岛後济麦寿胃家全麟价值4升级机*1
第一节分工地位指标的测度理论
在附加值贸易框架内，借助经济合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我们将对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及柬埔寨五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参与程度进行测算(由于个别年度TIVA数据中没有统计中南半岛国家中的老挝和缅甸，故选取了上述五个国家作为中南半岛的代表参与到此次的测算中来)。
笔者借助TIVA数据来计算出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对外贸易的总出口，同时基于附加值贸易理论将对外贸易出口分为带给本国的产品附加值和带给其他国家的产品附加值两部分，此外针对一国出口为本国带来的附加值部分还可以作进一步细分，笔者在接下来的测算过程中会加以解释。为了分析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我们必须对不同国家间的相关产业做到足够了解，例如研究对象中哪些产业链相对成熟完善，哪些产业链缺少核心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寻找不同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方向，才能初步掌握不同资源要素以及产成品的流向。接下来，考虑到附加值贸易理论，我们分析所要研究的对象不同产品的出口附加值状况，在经济相对均衡的东南亚国家间，产品需求大致相同，但若把范围扩大至全球，一国对外出口的需求以及带给其他国家的满足程度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通过一国产品出口所带给其他国家的附加值大小来测算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经初步推测，发达国家掌握目前世界大多数核心科技，所以其产品出口的附加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下来，笔者借鉴了Koopman等人构建出来的部分出口附加值指标来对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国际分工地位进行计算。
一、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其中，i代表产业，r代表国家，GKCparteipa.ion,,代表r国i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7K代表了r国i产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经一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国。FK代表一个国家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岛表示r国i部门总岀口。指标数值越大，一个国家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就越高。相反，指标数值越小，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越低。由于本文研究了国家一级的参与程度，因此这些指标是以国家为单位选择的，
第二节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分析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我国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沟通，以期实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融的局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国内又划分出六大经济走廊以更好地实现与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往来交流。其中，面向东南亚多数国家我们提出了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希望通过打造这样一条通道走廊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制造国，相比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而言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的程度以及国际分工地位较高，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凸显。那么，如何借助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实现沿线国家资源优势互补和产业链价值增值，更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针对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对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物质资本状况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站在国家层面我们可以把物质资本理解为机器设备、大型基建设施以及城市交通设施等长期耐用的生产资料，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缺少了这些必备要素，那些所谓的研发设计、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都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对于物质资本状况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分析，笔者拟结合我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制造业这一领域来作简单的阐述。
-方面，中国一中南半岛沿线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提升方面是两种模式,欧美发达国家是从价值链的低端不断突破，逐渐实现向顶端的跨越,既有横向的拓展，又有纵向的延伸。而像中国一中南半岛沿线大多发展中国家则不同，我们始终在重复着从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低端向另一个产业价值链低端的横向转移，却很少有同一个产业链纵深的提升。正如中国以及大多东南亚国家早期从简单的制鞋、纺织业到后期的手机电子零配件加工业这样一种转变，仅仅是不同价值链的调整，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也不存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一中南半岛国家与发达的欧美国家在生产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造成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本国有限的资本要素情况下，需要结合当前国家实际生产情况以及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来分配资本要素。核心技术研发等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且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并非投入就立刻能见到成效。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选择将资本要素优先投入到生产设备的维护、生产工具的更新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去，留给技术研发、创新设计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资本要素就少之又少，进而产生了物质资本投资对技术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人力资本状况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状况我们借助失业率来分析，这也是中国一中南半岛众多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最为显著的不同。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劳动力使用成本较低，固占据人口红利优势，但笔者通过分析失业率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关系，侧重点就不在于重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在于其对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
失业主要分为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在分析影响价值链提升问题时我们主要考虑非自愿性失业，非自愿性失业又细分为技术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伴随着价值链升级的同时，技术水平也一定会随之提高，直接导致大量技术水平低下的劳动力失去工作，造成一国失业率的上升。尤其对于中国一中南半岛沿线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为了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提升而以提高本国失业率为代价，很少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敢于冒险作出这种尝试。多半会选择教育先行，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待本国国民知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实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就不会造成本国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对于失业率和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要从长期来看，短期内或许并不可行。
三、技术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一国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即所处微笑曲线的两端还是中间（见图4.1）。整个价值链是由前期的技术研发一零部件生产一加工组装一市场销售一品牌服务构成，前期的技术研发和后期的品牌服务是整个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两个环节，所以一国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本国技术研发的进程，要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首先就要从生产技术入手，不断提高本国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
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基本均为发展中国家，且发展程度不一，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后，缺少高端核心技术，多半凭借本国丰富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从事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附加值工作。最近几年，中国率先提出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在这一引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也紧跟步伐，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本国技术研发水平。
在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与半岛国家积极寻求合作发展机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互相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跨国企业合作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分摊了技术研发的成本。同时，本国也成功的将国内的边际产业或技术转移至其他技术欠缺国家和地区以弥补其技术短板。这样一来，真正实现了区域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了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升级。四、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国一中南半岛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晚，经济实力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剩余很少一部分用于科教支出。因此，对于东南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较多的资金，其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有限的财政预算就导致其在本国教育和科技等软实力方面投入较少，很难培养出大量的高技能人才。笔者对世界各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发现，北美和西欧国家的投入占比为5.7%,排在世界首位；其次为拉美和加勒比海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为5.0%；中东欧国家占比4.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占比4.7%；阿拉伯国家为4.5%；而南亚和西亚相对较低，为3.6%；中亚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占比仅为3.2%。总体来看，亚洲国家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由此可见，政府公共服务开支所占政府支出比例越大，其在社会文教的支出就越少，那么对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就相对较弱。
五、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一国基础设施越完善，国民收入水平就越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会随之提高。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给国民带来了众多便利，无论是与国民生活相关的交通岀行，还是与贸易往来相关的物流运输，一定程度上为其节省了相当大一部分开支。最终，个人将节省下来的收入用于自我技能投资，企业将多余的利润用于新技术的研发，对本国价值链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如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政府积极建设的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一样，公路和铁路建设将是首要任务。目前，广西有12个国际高速公路接入节点通往中南半岛国家，已开通11条客货运输线，北部湾港口已经开通了通往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和其他国家的集装箱班轮航线。云南昆明的''四出”高速公路通道（昆明-磨憨-曼谷、昆明-河口-河内、昆明-瑞丽-皎漂、昆明-清水河-皎漂）基本开通，中越国际铁路通道成功开展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中老国际铁路通道境内段（玉溪一磨憨）和境外段（磨丁一万象）开工建设，中缅、中缅印国际铁路境内段（广通一大理）双线铁路线的建设已经完成了总设计的88%以上，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理一临沧、大理一瑞丽）两个路段的控制工程开工建设。由此可见，中国一中南半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对于其全球价值链的的升级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六、金融服务水平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金融服务多是由本国金融中介提供，其在整个社会金融行业所发挥的功能对于本国价值链提升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收入也随之增加，自然伴随着大量储蓄的产生，金融中介可以将其汇总，形成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投资重点科研、制造、军工以及环保等领域的优质项目，成功的将储蓄资金用于投资，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发展。其次，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无法较好的实现资金与项目的完美匹配，金融中介可以向投资者推荐众多优质项目，拓宽了广大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同时也降低了投资者搜集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帮助投资者高效地完成了项目投资。最后，国家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对全社会金融环境的监管和调控行为为中小投资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为中小投资者适度把控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此外，金融服务对于国民技能的提升也有很大帮助，政府可以借助金融市场实现资金的调动使之达到合理配置，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的受教育程度；个人可以借助金融贷款实现资金的跨期使用，满足个人或家庭成员在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需求。总而言之，一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资本的高效配置，既解决了个人和企业的资金需求难题，同时促进了个人的技能提升和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进而影响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
七、外商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内在作用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全球价值链提升具有双重性作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同时也为投资国的边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渠道，对于双方的产业链转型升级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很可能将东道国的产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为大多发达国家看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很少会因为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技术而选择直接投入大量资金帮助其研发，因此直接投资一般是将本国部分边际技术转移至他国。最终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国家依然在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方面领先，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被锁定在了价值链的底端，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一中南半岛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到底影响如何，还需要我们借助实证分析来进一步验证。
第五章中国一中南卒岛国家会欢价值姓升絞的卖従研究
第一节计量模型建立
本章对不同解释变量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计算岀每个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根据系数的正负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系数为正，在显著性水平下可知该影响因素对于一国全球价值链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若果系数为负，在显著性水平下可知该影响因素对于一国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使用插值法来弥补中间个别年度数据的缺失，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同时考虑到面板模型的时间跨度较长，还需在方程中添加时间趋势项T来控制时间效应。综上所述，现将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第二节数据说明与统计性描述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笔者在上一章已经借助公式计算得到，本章可直接使用。此外，我们需要对其余解释变量的取得作简要分析,PC为物质资本状况，指一国用于机器设备更新维护以及其他基建设施的投入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HC为人力资本状况，指一国由于技术变动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占本国劳动总人口的比例；ZECH为技术水平，指一国出口产品中承载着核心科技和高附加值的部分占全部对外出口商品的比例；GOY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指一国政府用于本国基础设施及其它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占全年财政预算的比例；ZZ为通信水平，指一国政府补助通信运营商用于更新和维护本国正常通信每年所需的费用占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比例；FSZ为金融服务水平，指一国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每年的利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FD/为外国直接投资，指一国在核算年度吸收的外商投资总和占本国当年度生产总值的比例。通过以上对各解释变量的解释和对其取值的详细说明，
第六*对象建*1
第一节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场国际性的分工合作中来，无论国家综合实力如何，都想要抓住此次机遇，希望使得本国实现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其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但受制于本国有限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限制，无法完全将精力投入到更高水平的科研上；对于中国-中南半岛沿线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但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无法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各国实现资源的互补和技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累大量的物质资本，但由于其自身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要想真正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重视：
1、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国家缺少核心技术优势，但其自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我们要借助这些比较优势不断积累资本，同时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汲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以增加与其合作学习的机会。
2、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技术能力。在一国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必须根据本国发展情况合理配置资源，对于中国-中南半岛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够完善，固在该领域的资源投入占比相对较高。但不能将有限的资源要素过多的投入到基建之中，还要合理配比到科技教育领域,提高本国教育水平,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为本国科技创新项目输送大量优质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家核心科技成功研发的可能性。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均依托于核心技术，一国拥有了多项核心技术才能逐渐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靠拢，获得更多的利润。
第二节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深化国际分工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我国与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往来频繁，但在规模经济这方面，我国与东南亚个别国家并非形成规模效应。基于早期我国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劳动力综合素质高于周边国家，固产品深受欧美及周边国家欢迎，所以经常造成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顺差，但如今随着本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我们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邻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实现规模效应，深化国际间分工，同时也缓解了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贸易不均衡的局面。借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目前我国处于生产链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直接在海外设厂，借助其廉价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降低产成品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可直接面向当地市场销售，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国际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外资或与其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借鉴别国在某些产业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最终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区域联通。一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目前我国云南省正在大力推动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全部依托于泛亚铁路、曼昆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于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往来贸易以及产业合作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世界银行测算，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GDP增长率将提高1%。因此加快对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国家的交通、通讯、水利、供电以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加快实现互联互通，将会给价值链的攀升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2、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认同。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各国文化各有不同，各放异彩。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他国文化，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推广本国文化，通过设立孔子学院或者增强我国与沿线及周边各国高校合作，加强跨国交换生的学习项目建设，让广大异国学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增强对他国文化的了解，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往来频繁的交流过程中，既提升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感，又能够加强政府间的政治信任，进而减少贸
•第六章对策建议
易阻碍，为后续各国间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刚刚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间积累了一大笔的资本财富，从早期承接海外企业的零配件加工业务到逐渐学习借鉴部分先进技术，再到如今拥有自主研发的高铁技术,这和我党坚定不移地落实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中南半岛沿线大多数国家与我国发展进程相似，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且存在着很大的劣势，一方面是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受青睐，本国需求有限，最终造成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缺少核心技术和产品专利，即便国内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大多数企业前期仍然需要向他国支付高昂的专利费用才能取得某项技术的使用权，这在无形中又增加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最终在国际市场销售时依然不具备成本竞争优势。对于目前各国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我国率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法，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借助本国领先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制造向创造的转变，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借他国之力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总之，中国-中南半岛国家借助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契机实现了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融的友好局面，为沿线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想真正实现一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是提升本国国民的知识水平、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參考丈臥
[1]岑丽君.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地位——基于TiVA数据与GVC指数的研究[I]国际贸易问题，2015(1):3-13.
[2]蔡宏波.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比较[J].财贸经济，2007(7):95-99.
[3]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一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15(9):4-16.
[4]董也琳，陈东.基于总出口价值分解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6(3):51-60.
[5]樊茂清，黄蔽.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世界经济,2014(2):50-70.
[6]付明辉，祁春节.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现状与比较优势分析[J].世界农业，2016(8):180-185.
[7]霍春辉，张兴瑞.全球价值链分工双面效应下的中国制造产业升级口].经济问题，2016(3):67-71.
[8]韩中.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硏究，2016(9)1129-144.
[9]黄先海，余骁.以“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J].经济学家，2017(3).
[10]蒋云鹤，孙恒忠.中国一东盟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对策[J].国际问题硏究，2008(5):226-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