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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从1988年创刊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报纸副刊，《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具有一定商业性，但它对文学性的坚守表现得更为明显，是当代晚报中有文学价值的副刊之一。三十年来它与当代文学尤其是山东地域文学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集中反映在它与山东作家、批评家的紧密联系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参与。《齐鲁晚报》文艺副刊是观察这一时期山东地区散文、杂文、微型小说以及诗歌等文体呈现的窗口，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山东地域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以1988年到1995年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对《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中的“青未了”、“文学界”、“文学岛”等主题版面和“连载”栏目做了重点考察。综合文艺版“青未了”体现出异彩纷呈的文体特征和作家自由的文学言说，研究中重点关注了马瑞芳“野狐禅"专栏中古典文学浸润下的散文随笔作品，孔孚山水诗与其诗歌评论以及刘玉堂乡土情怀关照下的都市小说。
“文学界”复归了报纸副刊的杂文传统，集聚了一大批国内的杂文名家，出现了一批反映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现实、风格硬朗犀利的杂文作品，对杂文的发展有所助力。“文学岛”主要发表散文，同时重视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宣传，关注文坛信息，积极参与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连载”栏目是副刊文学性的保证，连载增强了作品原有的艺术效果，同时连载形式也延长了文学作品传播的链条，扩大了作品的受众。
本文通过对《齐鲁晚报》1988年至1995年副刊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信息进行梳理，总结出它的文学价值。在经济转型时期，《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坚守副刊文学性，培养和扶植本土作家，密切关注文学动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
关键词：《齐鲁晚报》；文艺副刊；“青未了”；文学价值
目录
摘要
绪论 1
第一章《齐鲁晚报》文艺副刊概述 5
第一节《齐鲁晚报》副刊版面介绍 5
第二节《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作者、编者及读者 8
第二章名家汇聚的文艺百花园：综合文艺版“青未了" 13
第一节“青未了”散文随笔与马瑞芳的“野狐禅”专栏 13
第二节“青未了”诗歌评论与孔孚山水诗 20
第三节“青未了”微型小说与刘玉堂的都市讽刺小说 24
第三章大众空间的文学试验田：“文学界”、“文学岛”和连载栏目 29
第一节“文学界”与杂文复兴 29
第二节“文学岛”与“90年代散文热” 35
第三节“连载”栏目与小说《活着》 40
结语：《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文学价值 46
附录1《齐鲁晚报》“文学界”作品目录(1992.10.6-1993.10.25) 58
附录2《齐鲁晚报》“文学岛”作品目录(1994.8.31-1995.12.27) 61
附录3《齐鲁晚报》副刊版连载作品目录(1988-1995) 67
附录4新杂文征文专栏目录 72
附录5“学者沙龙”“学人俱乐部”专栏目录 73
参考文献
绪论
学界关于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多集中于现代文学时期，甚至对于现代时期一些文学性不强的小报也关注有加，如李楠关于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的研究。而相比之下，对于当代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就少了很多，主要聚焦于《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文汇报》的“笔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副刊，还有许多有影响力且文学性强的地方报纸副刊还未受到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齐鲁晚报》文艺副刊进行个案观察，丰富有关新时期以来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情况。《齐鲁晚报》在中国报纸发行量排行榜中位于第15名气是山东省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高、社会影响面最广的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自1988年创刊至今，《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坚守文学性，它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学动态、了解文坛现状的空间，这一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文学传播的链条，拓展了纯文学的普及面，扩大了当代山东作家、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引领读者阅读兴趣，提升读者文学素养和审美意识。《齐鲁晚报》“青未了"专栏也担负着弘扬齐鲁文化、讲述历史故事、介绍风土人情的职责，对于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选择1988年到1995年这八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原因有二:第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转型期，政治、经济、思想等的巨大变革使文学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关于“文学主体性讨论”、“90年代散文热”、“杂文的复兴”等文学现象在《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阐释，即便是作为地域性的副刊空间，它也见证并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甚至有所助力，这是当代报纸副刊研究中比较容易忽视的部分。第二，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加深加剧，报纸副刊岀现重大变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奠定的精英化的文人副刊传统在这一时期受到极大冲击，曾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副刊逐渐走向边缘和分化，副刊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尊荣地位被摧垮。市场化对版面营利的考量使副刊的生存处境堪忧，对副刊的砍伐一度成为90年代中后期报业的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报纸越来越厚，而副刊的文化空间却受到极大的挤压。初创时期的《齐鲁晚报》，副刊所占整份
关于文艺副刊研究的专著，多集中于对副刊史的梳理：冯并著《中国文艺副刊史》、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陈昌凤著《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等几部专著对副刊史的梳理截止于1949年；姚福申、管志华的《中国报纸副刊学》整体梳理了中国副刊的发展历程，从传播媒介的功能上论述了副刊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对当代报纸副刊与文学关系的具体分析较少。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报纸副刊的发展呈现出多元、芜杂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副刊虽然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误区，如对副刊概念界定的混乱一一许多研究者试图以“大副刊”来概括90年代以来副刊专刊化和副刊变动的状况，就将除新闻、广告以外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副刊范畴，造成副刊概念含混不清。
学界对于文学与副刊关系的个案研究比较丰富，多聚焦于全国性的大报副刊，如《人民日报》“大地”、《文汇报》“笔会”等，吉林大学马妍的博士论文《〈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河南大学黄淑菌的硕士论文《新时期〈文汇报•笔会＞(1979.1-1982.12)研究》都是关注报纸文艺副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状况的论述。另外，对于一些著名的地方性报纸副刊，如《北京晚报》“五色土”、《羊城晚报》“花地”和“晚会”、《新民晚报》“夜光杯”等也有相关研究。贾祥敏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的风格与上海地域文化》和吉林大学张云翔的硕士论文《〈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散文研究》是从报纸风格或报纸文体出发，探讨报纸副刊与地域文学的关系。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全国性报纸副刊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对地方性报纸副刊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对本土作家和地域文化的关注。
目前，学界对《齐鲁晚报》的研究比较少，对其文艺副刊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现有的对《齐鲁晚报》的研究大都是从新闻学专业的角度来考察其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沿革、改版情况，如迟程程的《〈齐鲁晚报〉全媒体转型研究》、赵纪娜的《新世纪以来〈齐鲁晚报〉改版研究》。论及《齐鲁晚报》副刊的也多是副刊编辑撰写的关于编辑理念的文章，如张金岭的《从“文学副刊”到“人文副刊”一一齐鲁晚报〈青未了〉内容调整的几点考虑》和崔京良的《报纸文学副刊的融媒前景》都是对新媒体时代的《齐鲁晚报》副刊的生存发展状况的描述。张金岭的文章聚焦《青未了》副刊，对2013年为适应大众阅读需求做出的改版调整情况进行了说明，强调《青未了》坚守副刊文学性做出的努力；崔京良则更靠近当下，以《齐鲁晚报》副刊为例，说明了新媒体兴盛时代报纸副刊发展的前景。李莎的学位论文《新媒介环境下晚报副刊变革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一一以〈齐鲁晚报•青未了〉为例》虽然关注的是文艺副刊“青未了”，但也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论述了新媒介环境下《齐鲁晚报•青未了》所面临的困难、受到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对策，并未涉及当代文学史、作家作品等与文学相关的内容。
有关早期《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论述仅有孙培尧写于1994年的《雅与俗的具体把握一_〈齐鲁晚报〉副刊风格管见》，他从编辑角度阐释了《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思想，虽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但内容对于本文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关于《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空白状态，尚未受到重视。但《齐鲁晚报》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副刊自创刊之日就深受读者欢迎，努力坚守副刊文学性，荟聚众多文学名家，引领读者阅读审美，这都说明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研究创刊初期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与文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本文将以1988年到1995年的《齐鲁晚报•青未了》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采用史料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从总体上对“青未了”、“文学界”、“文学岛”等影响较大的主题版面进行考察，观察《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在坚守副刊文学性上所做出的努力。并通过对名家作品的文本细读，着重分析经济转型时期《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当代报纸文艺副刊是否具有培养新作家的能力，探讨《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贡献和大众空间里编辑、作家以及读者的文学言说。
第一章《齐鲁晚报》文艺副刊概述
《齐鲁晚报》在1988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创刊不久，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了报头。《齐鲁晚报》是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山东省唯一的省级晚报，是山东省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高、社会影响面最广的报纸，是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其副刊版从创刊之初，就设计了功能多样的版面主题，设立了丰富多彩的栏目，汇聚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的一批优秀的作家，贴近读者，坚守文学性，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章将从版面介绍，编者、作者、读者介绍这两个方面来概述1988年到1995年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
第一节《齐■晚报》副刊版面介绍
《齐鲁晚报》自1988年创刊至1991年为4开4版，其版面构成为：一版新闻、二版综合、三版副刊、四版文体。1992年10月，副刊第一次从4版扩为8版，后又恢复为4版，到1994年《齐鲁晚报》正式由4版扩为8版，1996年1月1日扩为16版。副刊版基本固定于第3版，个别情况位于第4版、第6版。
自1988年1月1日至IJ1995年12月31日，副刊占报纸1个版面。1996年1月1日齐鲁晚报扩为16版，副刊版面加上“连载”版面共占1个半版面。这时期副刊从“四分天下有其一”到1/8,再到1.5/16，副刊版面在整份报纸中的占比逐渐降低。1999年之前，副刊还没有名称，版面内有刊头，以刊头主题来组织内容，如“青未了”、“东篱下”（文摘）、“天然居”（娱乐）、“星期天”（周末专题）、“文学岛”、“人生之旅”、“读书”等。直到1999年，《齐鲁晚报》的副刊刊头有了具体名称，“副刊青未了”在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六刊发，“副刊人间”在每周的周四刊发，而“副刊读书”只在每周的周日刊发，周五没有副刊。从2000年起，《齐鲁晚报》副刊正式定名为“青未了”o
1988年、1989年有四个版面主题，分别是“青未了”、“东篱下”、“天然居”和“红黄蓝”，“青未了”居多，“东篱下”、“天然居”每周一次，不固定在周几刊出，“红黄蓝”偶尔刊出一次。1990年，副刊版面主题有了相对
固定的刊出时间，周一、周二、周三、周五是“青未了”，周四“东篱下”，周六''天然居”，周日“星期天”。1991年8月29日新增了“读书”主题，大约每半月或一月刊登一次，主要是推荐书籍和发表一些关于读书感想的文章，其余都刊出“青未了”，“星期天”因与“青未了”内容、风格类似，故改为“青未了•周末专刊”，后渐渐取消。之后出现了“科苑”主题，刊载科普性的短文。1992年10月6日，副刊版出现了“文学界”，主编“言午”,每周刊岀一次，主要刊登名家杂文。：1994年8月31日出现文学性、专业性更强的“文学岛”，由韩青主编，在这个主题版面上刊登的多是名家散文、诗歌作品。
这些副刊版面主题的名称构思精巧，与内容相得益彰。杜甫《望岳》中“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表现齐鲁文化厚德载物的气魄，也正是《齐鲁晚报》副刊“青未了”名字的出处。“青未了”不仅为副刊园地赋予了齐鲁文化的风韵，更让人联想到青翠辽远的画面，感受到勃勃生机与希望的韵味，人有种绵延无际、回味无穷之感，立意高远，树立了齐鲁晚报副刊的整体格调。“东篱下”出自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因是文摘版面，联想到诗句中的“采”字，便能体会到此版“采”文“摘”篇之用心。“天然居”是娱乐专刊，刊登趣味性强的小文和围棋象棋、谜语、歌曲简谱之类丰富生活的内容。1989年5月27H,“天然居”作为娱乐专刊登载了一则小文《“天然居”和乾隆的回文对》，讲述了民间流传的乾隆皇帝关于“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对联的故事，更为这一副刊版面增加了趣味性。“红黄蓝”以绘画三原色命名，专门刊登美术作品。“星期天”专在星期天刊岀，发表的文章多是适合周末阅读的消闲娱乐话题。
如果将副刊比喻为一座花园，那么副刊版面各栏目就像花园的栅栏，将不同类型的内容归置在独具特色的栏目中。《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栏目设置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因文设栏”，二是“因人设栏”o“因文设栏”，就是按照文体的不同设置栏目。散文栏目有“往事悠悠”、“生活咏叹调”、“心香一瓣”等。随笔栏目有“鹊华随笔”、“珍珠泉”、“历下谈美”、“笔花”、“灯下漫笔”等。杂文栏目有“梅士藻论坛”、“新杂文征文”专栏等。另外，为了丰富副刊内容，或者是用于补白装点版面，设有“广知园”、“锦绣齐鲁”、“名人轶事”、“史海钩沉”等栏目。二是“因人设栏”，即专栏，有时是个人专栏，或者是二人、多人轮写专栏，由于作者的创作风格明显，副刊也可以借此张扬个性，如马瑞芳的随笔专栏“野狐禅”、刘玉堂的杂文专栏“玉堂闲话”、冯慧君的“城市人语”、王大千的“大千世界”，还有由学者教授们执笔的“学者沙龙”和“学人俱乐部•”，刊登的文章既有理性治学的深刻哲思，又贴近生活的感性之处，十分耐读。独具匠心的栏目设置能够体现出报纸的品味和格调，而为体现出《齐鲁晚报》副刊的人文情怀和齐鲁风韵，栏目名称也独具特色，吕曰生的随笔《“鹊华”归来》①呼唤济南人不应该丢掉了充满诗情画意的“鹊华”二字。当日，这篇文章所在栏目就被命名“鹊华随笔”，之后类似的抒情散文或者游记散文所在的专栏就沿用了这个名字。
这些栏目的设置，体现了齐鲁晚报《文艺副刊》雅俗共赏的理念。“学人俱乐部”、“学者沙龙”等栏目因为有学者专家执笔撰文，经常涉及一些生活话题，作者以学者治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理性而充满哲思；“鹊华随笔”、“笔花”、“心香一瓣”、“往事悠悠”往往刊载一些文辞优美、意境缱绻的散文随笔；“梅士藻论坛”直面现实，深入生活，将国家大事和生活琐事都纳入其中，针廷时弊；最受欢迎的“连载栏目”中，花边故事有之，通俗小说有之，严肃文学也有，这都透露出文艺副刊背后编者争取读者而又要保持办刊初心的良苦用心。
综合来看，《齐鲁晚报》创刊之初，副刊版面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文学、艺术、娱乐、科普等许多方面。其中，“青未了”是文艺副刊版面的主要阵地，
。
副刊编辑们基于“青未了”雅俗共赏的综合性文艺副刊特色，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1990年代岀现了专门性的文学副刊“文学界”和“文学岛”。①
第二节《齐♦晚报》文艺副刊的作者、编者及读者
刘玉堂在《说副刊》一文中对副刊作者群的规模和主要构成进行了分析，“副刊有一个好大的作者群，这里有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也有初露锋芒的中小学学生，当然更多的还是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从数量上讲，这个队伍是任何刊物的作者队伍所无法比拟的”。②正如刘玉堂所言，报纸副刊作为贴近生活的大众空间，不是文人墨客的小圈子,其作者队伍是拥有广大专业作者、业余作者和初学写作者的庞大群体。
作为地方性报纸，山东本地的作家当然是齐鲁晚报稳固和可依赖的对象，有邱勋、蓝翎、尤凤伟、张炜、左建明、李存葆、李贯通、刘玉堂、苗长水、王延辉、王延平、钟海城、王良瑛、宗良煜、有令峻等小说作家；苗得雨、孔孚、孔林、耿林莽、张承志、姜建国、孔祥雨、桑恒昌、孙国章、谢明洲、卞奎、周蓬桦、路也等诗人；吕曰生、马瑞芳、张海迪、郭保林等散文作家，以及影视编剧赵冬苓等等。
《齐鲁晚报》虽然是地方性报纸，但其副刊的作者队伍却并不限于山东一地,省外作家也大有人在，如罗竹风、秦牧、冯英子、牧惠、舒展、公今度、李国文、冯骥才、肖复兴、刘醒龙、邵燕祥、赵丽宏、邵宝健、邢国玺（邢可）、生晓清等等。
除了这些作家，山东省尤其是驻济高校的学者教授也在齐鲁晚报的副刊上发表文章，有田仲济、孔范今、孔孚、马瑞芳，陈炎、吕家乡、袁忠岳、高旭东、宋遂良、章亚昕、张达、施占军、孙基林、李掖平、张清华、谢锡文、宋秋雁等等。其中不少学者同时也是散文家、杂文家、诗人、编剧。
副刊面向大众，广大文学爱好者可以在副刊空间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作家梦。所以，齐鲁晚报的读者中相当部分的文学爱好者也是作者队伍的一部分。历次征文活动（如中小学生征文，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诞辰征文，杂文征文等等）中，广大读者的作品不在少数。“青未了”有一个专栏“小荷”，专门刊载中小8学生的优秀习作以及中小学生征文作品。
这些作家在《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留下许多经典的篇章，如蓝翎的《琴台遗韵》、马瑞芳《余修老伯》、陈炎《吾儿闹闹》、张承志《大河家》、《金黄的芦苇荡》、张海迪的《为文学而战》①、张炜《绚丽之余》、吕曰生的《鹊华归来》等等。
再说编辑队伍，1988年到1995年间，《齐鲁晚报》的副刊编辑有孙培尧、冯慧君、王大千、许志杰（言午）、孔益仁、李秀珍、韩青、赵瑞征、刘晓艺、桑桑、盖方明等。孙培尧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4年任《齐鲁晚报》副刊部主任。冯慧君，1988年至1991年任《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编辑，1994年开设专栏“城市人语”，后任《大众日报》“丰收”文艺副刊编辑、文艺部副主任。许志杰，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笔名言午，主编“青未了”、“文学界”,长于杂文写作，负责副刊的杂文征文活动，至今依然在《齐鲁晚报》工作。李秀珍和孔益仁差不多同一时期主编“青未了”。韩青主编’‘青未了”，也负责编辑“文学岛”、“连载”栏目。王大千，笔名大千，任“青未了”副刊编辑，他负责专栏“大千世界”，担任“读书”、“大千世界”等专刊副刊的主编。赵金庆、桑桑负责“人生之旅”专版。
副刊编辑是连结作者和副刊的重要纽带，编辑的学识、性格和品味决定着副刊的品味和质量。左建明在《齐鲁晚报》一万期纪念专刊上写到了他对齐鲁晚报副刊编辑们的印象：“（孙培尧）他总是给大家带来真诚与幽默，新观念新思维犹如醍醐灌顶。即如朱德发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也难免时有大梦初醒的感受。韩青则以才情打天下，深潜于文学与绘画，又飞翔于大众传媒与文化。偶有尖刻，却讨人喜欢，盖因内心厚道。他们虽然已离开青未了副刊，但他们经营的一个小时代的文学氛围、味道和余音，至今仍然令人深深怀念。李秀珍至今还坚守在副刊中心，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深青未了。想到她，便不由自主地链接到齐鲁二字，齐鲁之雅、之仁、之智、之韧，大可抽象为一个齐鲁好女人。她深谙耳顺之人爱听耳顺之言的命门，把你的稿子夸奖得春风沉醉。于是，你心甘情愿，再再努力，使劲儿写好下一篇稿子，以便能听到她的下一次颁奖辞。”②副刊随报纸每日发行，要保证稳定的稿源，保证稿的质量，一个编辑就要与很多作者取得联系，这就形成了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网。孙培尧、许志杰、刘晓艺都毕业于山东大学，通过高校师长、校友、同学等关系网，与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社科院的学者教授，甚至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建立联系，“学者沙龙”和“学人俱乐部”就是驻济高校学者教授和山东省社科院的研宽者的园地，上海地区的杂文作家罗竹风、何满子、冯英子都在这段时间为“文学界”供稿。罗竹风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曾任山东大学教务长。1988年罗竹风来济南参加散文研讨会，编辑许志杰经由当时在山东师范大学工作的罗竹风的学生吕家乡介绍认识了罗老。那是
《齐鲁晚报》刚刚创刊之际，杂文专栏亟需名家露面，许志杰主持“新杂文征文”活动，经多方努力，请到了罗竹风、冯英子、蓝翎、邵燕祥、陈小川、牧惠、于冠深担任评委。由于许多杂文作家也曾是报刊编辑出身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愿意给副刊写文章，就建立了长久的联系，这些名家为刚起步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尤其是杂文写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副刊编辑不同于新闻编辑，副刊以文艺作品为主，所以编辑不能够仅凭个人喜好就将作者的文辞或风格改变，要原原本本保持原作者的写作特色、文章风味，同时不露痕迹地提高作者、读者的文笔水平、视野境界，能够做到“以他为主”0
《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们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刘玉堂说：“像我这种用方言写作，而又比较讲究语言特色或味道的作者，必须互相有较深的了解与信赖才能合作得长久，比方不乱改稿子。我这里说的编辑不是不能改稿子，而是不乱改。方言或生活语言，一般都不怎么规范。你若将其统统改为书本语言或新闻话语，规范是规范了，但味道没了。我与，青未了，的编辑有这种了解与默契。故而，我格外珍惜和感念与，青未了’那种作者与编辑、作者与报刊的纯粹的关系。”
副刊在面对读者的时候也要践行“以他为主”，如果没有读者的赏识，副刊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性，而贴近读者不是谄媚，不是迁就，更像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做到了贴近读者而不迎合读者，服务读者而要引领读者。1996年6月，《齐鲁晚报》副刊部就副刊版和连载版的现状和未来发出了一份“副刊读者调查征询意见表”，将副刊版和连载版的主要栏目罗列其中，诚恳征求读者意见。“读者的意见总是一语中的，把我们的薄弱环节看得一清二楚……对读者的佩服，还在于他们有很高的审读水平。有读者指出，宁登三流读者的一流文章，不要登一流作者的三流之作，喷嚏唾沫皆成文章，养猫养狗津津乐道，起居琐闻也串缀成篇，流于低级平庸无聊索味。……读者建议向生活再近些再近些，沉到生活的底层，沉到老百姓的人生的最深层面。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因为即使是名人，他们的生活也不是事事可以表现。读者要求读到的是富有生命内容的文章。”
因此，副刊编辑是桥梁和纽带，要团结优秀作家，紧跟社会发展、文学发展的动态，组织文章引起话题，营造热闹繁荣的文学场域，形成文学气候。要脚踏实地，与读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想读者所想，时刻跟进生活，要有高屋建令瓦的眼光，对生活加以提炼，贴近读者而高于读者，让读者经副刊之窗瞭望向更高远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第二章名家汇聚的文艺百花园：综合文艺版“青未了”
“青未了”作为综合文艺版面，多样化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共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副刊面貌。副刊文章强调“短”、“杂”，文章短小精悍才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丰富地容纳不同体裁、题材的内容以满足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所以“青未了”上的主要文体是散文、微型小说、诗歌等，此外还有艺术评论类小文章，如李杭育的“音乐欣赏”专栏的古典音乐赏析、书画篆刻作品、谜语、齐鲁民俗知识等等，这些内容用于装点版面，凸显副刊特色。本章将分别从“青未了”上三种典型的副刊文体展开，深入分析马瑞芳的散文随笔、孔孚的山水诗和刘玉堂的微型小说，探讨作家们在大众空间实现的文学言说。
第一节“青未了”散文随笔与马瑞芳的“野狐禅”专栏
散文是文学副刊中最常见的文体，它篇幅短小，笔法灵活，可以进行叙事、抒情或议论。既能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真挚深刻地表达作者情感，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高受众审美视野，纯净社会文化氛围，而且散文在报纸版面上易于编排，是副刊最青睐文体，也是读者喜爱阅读的文体。随笔是散文的一种，随笔即“随手笔录”，题材不限，形式不拘。散文倾向于“情”，是抒情的，随笔则倾向于“理”，是一种较为冷静的表达。随笔观察的对象多指向人生，散文则多回归内心，从容道来、轻松自然。杂文和散文、随笔也有一定相关性，不同的是，杂文兼有文学和政论两重属性，杂文取材大多是为了抨击时政、针廷时弊，往往能以小见大，杂文犀利，短小精悍却直击要害，语言上冷嘲热讽、辛辣尖锐。
因散文随笔短小灵活，适合副刊刊载，九十年代报章散文掀起一股热潮，“青未了”上刊登了很多优秀的名家散文随笔作品。如刘恒杰的《灵岩之夜》（1989年5月9日）、耿林莽的《美的札记》（1990年3月9日）、谢明洲的《你的船》（1991年2月12日）、冯骥才的《遵从生命》（1991年9月30日）、钟海城的《儿子的画》（1991年11月11B）、张炜的《诗人与自然》（1991年12月29H）、左建明的《雨夜清柔》（1992年10月2日）、王安忆的《乘火车旅行》（1993年3月8日）、田仲济的《颂赞珍尼•玛多娜》（1993年5月17日）、李杭育的《苦命的耳朵》（1993年6'月7日）、肖复兴的《拥你入睡》（1993年7月7日）、章亚昕的《你从童话来》（1993年2月30日）、张承志的《金黄的芦苇荡》（1993年12月250）、苗得雨《听丁玲辅导》（1994年4月10日）、张海迪的《为文学而战》（1994年4月9、10、11日）、郭保林的《草原的语言》（1994年6月210）、邱勋的《长街歌手》（1994年7月7日）、陈炎《吾儿闹闹》（1994年9月8、9、10、11）、谢锡文的《在克里姆林宫看〈天鹅湖〉》（1994年7月220）等等。在异彩纷呈、雅俗共赏的“青未了”版面，散文起着引领读者、提升审美品味的作用。其中，马瑞芳的散文随笔和“野狐禅”专栏写作为这片“齐鲁百花园”增色不少。图3马瑞芳“野狐禅”专栏马瑞芳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使她能把握并融合优秀传统文学的精髓和人文精神于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她的散文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传神的人物，又将“历史知识、诗词掌故、逸闻趣事融为一体，抒情叙事，开阔而不滥生枝蔓，文字风格兼有机智明朗与生动诙谐”①，如《秦始皇和潜水艇》②、《妻子和衣服》气《杨贵妃的头发》④、《蒲家菜》⑤等。马瑞芳是我国研究《聊斋志异》的著名专家，《蒲家菜》一文写的是作者对电视节目介绍蒲家菜的原料有“鸡脯肉、海米、玉兰片、木耳”一说提岀质疑并加以考证的过程。“清淡固然清淡，却与'清贫'离得很远。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鹅的阔人换口味，其价值在鱼肉之上。穷秀才蒲松龄哪儿有常吃这四菜一汤的经济实力？”马瑞芳从蒲松龄的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的诗文记载一一举例：《日中饭》记载，灾荒年没有干粮，蒲松龄只能煮麦《话说传世》①开篇引用《集异记》中“旗亭画壁”的故事，引出王之涣传世之作仅六首，却有《凉州词》、《登鹳雀楼》这样的经典之作代代流传，又叙述曹雪芹、苏东坡生平，说“曹家败落倒成了伟大作家横空出世的必要条件，正如一再被政敌陷害、一再贬官恰恰极大地成全了天才作家出世”，简短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历史上这三位文人的生活境遇与文学创作的关联，结尾收束全文回到当下，提出“作品能否传世，不论长短，完全取决于作者才气和作品内涵，取决于读者和历史选择，从不以作者或者某几个读者愿望为转移。……以嫉妒、诽谤、陷害他人作为'专业创作’并以此成了传世名著者，古今中外，还从未曾有过”0这正是一位学者作家的理性果断的风格，她的文字读来简单平常，往往能折射出现实生活中那些简单却容易被人忽视的道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几年写文章
勺马瑞芳：《话说传世》，《齐鲁晚报》，1995年1月9日、10S,第3版。
14并不怎么琢磨能否微言大意，能否载入史……能对人生有某些穿透力，对生活有某些洞察性，用小文章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让更多读者喜闻乐见，就是件开心事”。“野狐禅”专栏的文章不是每一篇都引经据典，也有平淡如水却意蕴丰富的短文，比如《一株柏树》②、《墙包树和半包树》③、《雨中行》①这些短文，或借景抒情，或记述生活小事，或者自我调侃，作者用平易近人的笔触、以纯净洒脱的心境向读者传递着自己的生活感悟。《一株柏树》里写这棵树“初看是两株，实际上是一棵，在地面上约半米处分成粗粗大大的两枝树干”o这棵在普通人眼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树，在作家的眼睛里，就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她由一株柏树的生长感悟到关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竞争的人生哲学一一“人与人之间能不能形成这样的关系？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伤害谁，都尽力向上，向上，求发展,求前进……有更多的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夫妻，更多的人成为共生共荣的兄弟，更多的人成为荣辱与共的朋友，在一切有竞争力的场合，都出现这类柏树的奇观，那一定是很美好的”。这样纯粹的想法，是作者心中美好的期望，但是在现实中似乎并不能如愿，于是她在文末写到一一“用无瑕的自然硬套有瑕的人生，恐怕只是寓言、童话”“野狐禅”专栏中也有不少写人记事的散文。马瑞芳最擅长写人物，她能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把人物写得生动传神，落笔之处，有声有色。《家有指挥家》写闲不住的奶奶像游击队的指挥，《马老太语录》写风趣幽默而充满智慧的母亲，还有一些文章记录与文艺界人士交往的轶事，如《冰心露面》⑤、《巴金出关》气《〈马烽一字错〉之错》⑦、《“大导演”王公吐哺》回等。作者往往能从细微、平凡小事看到他们生命的闪光点，富有情趣和理趣。
1990年马瑞芳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回忆母亲的散文《等》⑨，这篇文章写于母亲去世不久，充满着悲伤的情绪，文章里引用了母亲生前常说的许多话，后来作者听闻老作家赵鹤翔常用文中的话对青年作家们讲：“马老太说，'自在不成材，成材不自在’，你们好好记着。”一些青年作家把这些话叫做“马老太语录”，于是作者便写了《马老太语录》这篇文章回忆母亲。
马瑞芳写人叙事很有策略，能抓住母亲朴素的言语中透出的人生智慧，生动展现母亲的气质神韵。她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生活场景，在情境中细致地描画人物的反应，呈现出人物真实的具体的性格特征。她写母亲“判断力特强”，父亲任副县长期间有个科员的妻子被人杀了，母亲听到这个案子的第一反应是忙问科员的儿子怎样一一“儿子没事？赶快把科员抓起来，杀人犯就是他！”母亲的理由是：“仇人报仇，必定先杀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叫人断子绝孙是最好的报仇。杀妻留子，只有他本人会这么干。”被问科员为什么要杀妻子，母亲答道：“一定是他要离婚，老婆不同意，他只好把老婆杀了。他比陈世美强点，杀妻不灭子，到底还没做上驸马。”大家都不以为然，把这话当做一件马老太看戏看出的笑话，凶手也一直没抓住，案件不了了之。两年后娶了新妻的科员醉酒后把当年杀妻之事说漏了嘴。母亲叹道：“一句俗话能断的案，拖了两年！”哪句话？母亲说：“虎毒不食子！”马瑞芳在描写中以人物对话为主，三言两语交代了事情的过程，详细地记叙了母亲的言语，表现出“马老太”快人快语、果断干练的性格和正义质朴的民间智慧！母亲说话善用比拟来生动地形容人的躯体形象、语言动作特点，作者就直接举例，写岀了母亲口中家乡俗话的趣味性和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大家一个劲地争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母亲会笑眯眯地说：“真是鳖吵湾一样！"
如果是几个女孩子在那儿吱吱喳喳地说话，母亲又会说：“活像树上扑下一群山喳子（灰喜鹊）！”
我常常在听了大家的某个笑话时扬首大笑，母亲就笑道：“驴啸天！”母亲说一个人投错了门路，是“投军投了张士贵”。
母亲说一件事处处不得法，是“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
母亲说一个人说的事互不相干，是：“桑树上打一棍，柳树上去了皮。”母亲说不下决心办不成事时，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母亲说一个人的某种品质本来隐藏得很严，而后来却给显露出来是:“割了秫秫，显出狼来。”
马瑞芳在母亲故去四年后回忆起平凡琐碎的往事中母亲的“金玉良言”，母亲的一字一句，一笑一颦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回忆饱含着作者对母亲深刻的思念和爱，但难过的是“再也听不到母亲那些充满智慧和风趣的话了”。《马老太语录》是这位智慧、直爽、可爱的母亲留下的珍贵的财富，她教人正直、乐观、善良、勇敢无畏，也许正是有这样一位母亲的影响，马瑞芳笔下的文字才如此饱满昂扬，充满活力。
马瑞芳的另一篇写人的散文佳作是《余修老伯》，自牧评价这篇文章：“不但觉得被写者有栩栩如生之感，连她自己的音容笑貌也可以从中感觉凸显出来。”①余修是一位身兼学者、作家、干部三种身份的形象。“余修在延安编墙报曾约请毛泽东主席写稿。李希凡等读书时，他做山东大学教务长，后来做过山东省文教副省长。”②但是在马瑞芳的笔下，在她的亲历见闻中，余修更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让人感到可亲可敬。文章写的第一件事，作者父亲突发心脏病，余老亲自与医院联络，一天两次跑家里“送信”，毫无官架子，家里的小保姆都当他是“跑腿的老头”。“我”事后多次向余老道谢，得来的都是他爽朗的大笑和那句“'本主席'的工作范围”的口头禅。可是，这位“'本主席'全然没有主席应有的威仪，倒像代小说中济困扶危的好汉，中世纪行侠仗义的剑客，神话传说中救苦救难的大肚弥勒佛。有多少人厄难中受过’本主席’及时雨般的相助？人们数不清。”③这样一位心怀群众的老党员形象，在作者寥寥几笔间就跃然纸上。作者写了两次在余老家的饭局，把余老和学生之间珍贵的师生情谊写得活泼灵动，其实这可贵的师生之情正是余老延安时代就形成的品质，用心育人，才有了后来“芬芳桃李尽高枝”的佳话传颂。尤其是在这节的最后，作者和写余修与成仿吾的关系颇有深意，让文章更有历史的沧桑感。
余老问道“这些年，希凡写了什么？”蜚声中外的大批评家立即成为按题答卷的小学生，慌忙毕恭毕敬地捧了两本刚印出来的研究鲁迅的专著，呈给余老。余老手抚书本，莞尔一笑，慢条斯理地又问：“蓝翎呢？”国内数得着的大杂文家蓝翎，忽然一下子丧失了全部锋芒，谦恭地说：“马上要印出《了了录》和《断续集》，我给教务长寄来。”余老脸上浮现出按捺不住的惬意的笑。那是广栽桃李者见硕果压枝时甜蜜的笑，是中流击水者见后浪推前浪时的笑。
文末，作者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写余老去世和追悼会的场景，并以“或许……”三个排比句展开历史画面，串联起余老那些普通却不平凡的经历，这种安排使文章更加厚重和丰满。
或许去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再唱一曲“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再听一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再去平等地约请伟大领袖为陕北公学写篇墙报稿，就像一九四二年写的那样。
或许去向他的父亲鲁佛民（以大律师为身份的中共早期党员）、长兄鲁伯峻（一九二七年壮烈牺牲于千佛山下的地下党省委负责人）秉报：九十老母安享晚年。而周恩来副主席会用邓大姐爱说的话招呼：“鲁氏孝子来了？”或许去告慰在他髻龄时领他走上革命路的王尽美、邓恩铭：志士应无恙，当惊神州殊！
马瑞芳在《齐鲁晚报》一万期专刊撰文回忆《余修老伯》发表后的事情：“《余修老伯》发表后，路遇萧涤非先生，老师跟学生开起玩笑一一'大作家’在晚报占一整版，把人家的广告都挤掉了！萧先生自称当年从校领导余修'受惠良多'，看到写他很高兴。余修夫人张大姨对我说：'余修在你笔下又活了。’刘白羽写来一封信：作为余修同志的好朋友，我感谢你！说实话，如果不是'青未了'赶着鸭子上架，我大概想不到写这样的文章①。”这篇文章后来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建党七十周年十四家报刊征文评奖中获得唯一的一等奖，无论是文章的结构安排、叙事风格还是情感表达，都体现出马瑞芳散文泼辣凌冽而气蕴深厚的写作风格。
马瑞芳散文随笔丰富的文学内涵和深厚的学养并没有使作品曲高和寡，这和她深入浅出的讲述、生动形象的叙写、活泼短小的形式把握有很大关系。在副刊这一大众空间，要赢得各层次的读者的喜欢是不容易的，但是在《齐鲁晚报》副刊的写作让她收获了一大批读者一一“枯坐书斋的专家、党政部门的工作者、推车卖浆的市井人物，三类截然不同的人都成了'野狐禅'热心读者……”她感慨道：“跟'青未了'合作之前，我常写高头讲章式学术论文和所谓'正规散文'。因跟齐鲁晚报合作，写起活泼短小的随笔。这种写法对我后来到百家讲坛’说聊斋'颇有帮助。'传统文化、服务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成为我不懈的追求。”②马瑞芳的散文随笔风格清新明朗，语言凝练考究，有时俏皮幽默，有时泼辣尖锐，“野狐禅”诙谐幽默，朴直自然，读来酣畅爽朗，别有新意，“野狐”谈禅一般给人新鲜趣味和深刻体悟。这些文章都都收录进了马瑞芳《野狐禅》散文随笔集，90年代报章散文随笔的热潮下，她的作品恰逢其时，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第二节"青未了"诗歌评论与孔孚山水诗
诗歌是副刊空间的重要角色之一，“青未了”几乎每一期都有诗歌，有时一版上有好几首诗歌，有时还会出现几组同题诗。“青未了”上刊登过孔孚、孔林、桑恒昌、耿林莽、姜建国、孙国章、刘恒杰、谢明洲、周蓬桦、路也等诗人的诗作。1988年3月15日诗歌专版刊登了孔孚、孔祥雨、姜建国、徐鲁、叶文福等诗人的诗作，1988年3月31日刊登了顾城的《异国（六首）》①，1988年4月15“青未了”未名诗人专刊刊登了龙连航、马廷成等十多位校园诗人的诗歌。但是对照1995年“青未了”，可以发现，1988年专版刊登诗歌盛况已经消失了，诗歌从主角位置逐渐地退下了副刊舞台。其实不只是副刊，八九十年代诗歌的接受整体出现收缩的态势。现代化进程加快，在商业化大潮下，都市化、世俗化与诗歌这种高雅、精深的艺术形式产生冲突，诗歌不能满足读者越来越功利化、快餐式的阅读需求，越来越多的读者选择了更容易阅读的小说、散文以及影视作品。孙绍振说：“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这几个时期的读者群是共通的，跟其他文学作品的读者群拥有同一个市场。现在这个统一市场分化了，诗歌只是在一部分诗歌爱好者中流通，统一的、全国性的、稳定的诗歌读者群大大萎缩。从诗歌在报刊上的萎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报纸上已经基本没什么诗歌了。这说明，读者在分化，读者的选择多样化了。”②从读者的角度和市场的角度，诗歌确实面临着危机，但是从诗歌本身来讲，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诗歌探索并没有停下脚步。
“青未了”为诗人和评论家提供了对话的空间，这一点在孔孚的诗歌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孔孚诗歌将山水诗作为艺术追求的载体，直接牵引了新时期山东诗坛的艺术习尚，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孔孚属于最有艺术影响力的山东诗人。”③孔孚1949年进入大众日报社，在“批判胡风”、“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里都遭到不公正对待，直到1979年才平反。1979年，孔孚应当时的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田仲济邀请，从大众日报社调入山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新诗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孔孚在山师与冯中一、袁忠岳、吕家乡、宋遂良等人共图4孔孚诗歌《峨嵋四题》、《峨眉二首》1988年3月10日、15日，《齐鲁晚报》“青未了”上发表了孔孚的《峨嵋四题》、《峨嵋二首》，两周后“青未了”发表了袁忠岳评论孔孚的诗歌的文章《诗说峨眉》①，他先将孔孚笔下的崂山、泰山、黄山和峨眉山做了比较，指出山也是有个性的，崂山像一位女性，泰山则是一位有着阳刚之气的男性，黄山既有崂山之秀又有泰山之雄，而峨眉则不同。《峨眉白风》一共四句，除去题目，一共四行十六字。袁忠岳说：“别看这么几句，与峨眉没有神交，是难以得到的。”他从意象入手，解读“白风”，孔孚写崂山曾用“白雨”，写峨嵋则用“白风”，将峨嵋非云非雾、似透明似不透明的特有现象表现了出来，这是峨嵋的个性。后两句，李可染和张大千是当代画家，张大千是四川人，画过不少峨嵋的画。“可染”和“大千”意义都是双重的，“可染可染？”既是画家自问，有力不从心、枉为画家之叹，又是一种疑问，此情此景是可染还是不可染？“大千指瘦”既表达画家呕心沥血的艺术追求，又说明大千世界的神秘莫测。“画家为之束手的景色，诗人一皴染就出来了。”其实，袁忠岳对孔孚诗的解读和思考，不止于对意象的解读，他的理解不但走进诗人的内心，而且随着对诗义的理解不断更新。
1990年，袁忠岳在文章中说“尽管我论述了孔孚诗的诸多美，……把自然美多角度地展开，千方百计地想把握其不同于其他山水诗的特征，但总觉得并未真正抓到诗的痒处。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觅得一个“趣”字，才觉得心地豁然，原来孔年3月28,第三版孚诗的痒处，在得山水之趣也”。①其实在《诗说峨眉》一文中，他评孔孚诗己经显露出了“趣”的底色，关于“由表及里，撷取其神”的手法、“少少许胜过多多许”的艺术哲学，“生命意识的诗的表现”等等，其实已经暗合了他后来撰文所表达的“奇趣、隐趣、天趣”。但是综合性副刊空间的文学评论不能和专门性的文学刊物相较，副刊的读者是社会大众，读者能够从袁忠岳的《诗话峨嵋》读懂孔孚《峨嵋》诗的有趣之处，恍然大悟，拍案叫好，就己经起到了报纸副刊的审美引领作用。
孔孚的山水诗“很重要的是受惠于绘画”，他说：“那些寥寥几笔，简古空灵的写意山水，都给我以启示。"②中国山水画很注重构图，以构图写意，能够传神地表达山川景色之神韵。且看《睹光岩一瞥》的构图，“万韧岩上，太阳眯细着眼”。睹光岩万韧之高，山岩之上，云裂开缝隙，云中的太阳散出光来，像佛眯着眼。“紫云不紫，泼一天光……”背后，紫云并不是紫色，在天空泼洒开光芒万丈，佛光辉映。由近及远，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酣畅而恢宏的画面，引人遐想。不难发现，孔孚的诗歌都短小精炼到极致，这是因为他主张“减法作诗”，章亚昕说孔孚的诗“每个比喻都可以引起多重联想，所以减少诗中的文字，反而可以扩大想象的包容力”。③尽管有人说他的诗题材小，终不过是些小玩意、小摆设，但是孔孚认为，小题材、小诗也能够“微尘中显大千，刹那间见终古，有限中寓无限”。④他的这首《华严顶小立》开头“来了白象，去了青牛”，短短八个字道出峨嵋山佛道相争的历史。“青牛”代表道，老子是骑青牛的，“白象”指的是佛，普贤菩萨骑着白象来这里传经，此后峨嵋山佛教兴盛。“一万年之后又当如何呢？僧帽也许被风吹走。”或许佛教也不能在这里一万年，能够永恒的只有山、自然。“它还是它，不开口。只管青它的山，绿它的水。"作者把意象和境界都放置在联想中，联想是无边无际的，从而又扩大了诗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作诗用“减法”，反而在诗歌内涵上获得了“加法”。“青未了”不仅为诗人、评论家、读者提供了言说的空间，副刊空间的文学《伊犁河落日》三首诗。次日，“青未了”“诗品”栏宋遂良《美丽的落日》旬一文中写到袁忠岳、李心田对孔孚的《伊犁河落日》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理解。女诗人王尔碑在读过《伊犁河落日》后，在《访孔孚》①一文中说：“你不是落日，你是孔孚，无休无止的创作者。”孔孚在《复王尔碑》信中说他读到此处大为震动，“泪水一下子决了口，得信知这一下午正好没有人来，我便痛痛快快，流了个够……”1994年12月14日这封回信登在了《齐鲁晚报》⑤，信中孔孚还提到他十分喜欢王尔碑的《海上日出》，建议她写一组总题取为《东方日出》，与他的《西部日落》相照应。更有趣的是，诗人王泽惠读了这天的晚报，因此作了一首《读〈齐鲁晚报〉孔孚复王尔碑信寄邻居诗人孔孚》％诗中写到：“诗到真纯便永恒，为何银汉落潮痕？东方日出西霞绮，山水有情待笔温。”诗中提到孔王二人的诗艺切磋，感慨道山水有情，知音难觅，这恐怕也写进孔孚的心里了。《齐鲁晚报》副刊还刊登了孔孚与女诗人王尔碑、穆仁等诗友的书信气讨论孔孚诗作的修改和山水诗论研究的相关的话题。这种由副刊空间串联的文人气息浓厚的书信往来与赠答唱和，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留存下来的可贵的历史记忆。
在2013年一次关于孔孚的诗歌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在发言中提到：我最早读孔孚先生的诗歌是在高中，那时《齐鲁晚报》刊登的孔孚先生的诗歌我都会找来读。⑥有人说，孔孚是一位生不逢时的诗人。“他在一个文化贬值的时代投身于文化，他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选择了诗，他在一个金玉满眼的世界里固执地寻觅一种素朴而纯洁的境界。”②其实不然，那个时代，孔孚的诗一定有很多读者知音，通过《齐鲁晚报》“青未了”了解到这位执着而深邃的诗人的读者也一定®孔孚的《伊犁河落日》系《西不在少数。副刊空间的文学言说，更有报纸前数以万计的读者，我们无法预知他们的文学言说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表达，但文艺副刊总归起到好的作用，是为读者提供了阅读和了解文学的窗口。或许也正因如此，踽踽前行的''创造者们”从未停下他们的脚步，用那些精致美好的诗歌、诗评、诗艺探索向读者大众的诗意言说：纷繁嘈杂的时代洪流中还有诗歌这片净土供心休憩。
第三节“靑未了”微型小说与刘玉登的都市讽刺小说
微型小说也称小小说、超短篇，字数一般在一千字以下，大多塑造一两个人物，情节单一，结构紧凑，语言精练。微型小说大多取材生活片段，以含有深刻哲理的小片段或小镜头，用近似速写的手法，勾勒出时间的轮廓或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寓大于小，以小见大，要求作者要有奇巧的构思和丰厚的生活经验。
报纸副刊上的微型小说与纯文学刊物上的不同，纯文学刊物上的微型小说强调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具有文学性，而这样的作品刊登在报纸上是难以收获读者的。“作为大众新闻传播媒体的报纸，新闻传播、信息传递是其首要职责；作为一种社会覆盖面广、内容繁复、信息容量浩大的阅读物，它面对的是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副刊依附于报纸，就要服从于报纸的功能和特点，这就要求副刊的微型小说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要具有现实性、新闻性及贴近性，“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或以社会热点为背景，表现新近发生的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或褒扬人性人情的真挚美好，或揭露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丑恶弊端，或以生活哲理启迪读者，或以英雄业绩来感召大众”。在艺术表现上，报纸副刊上的微型小说同纯文学刊物的微型小说一样“讲究含蓄、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忌直露、忌一览无余，忌单一、倡导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主张在作品中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去营造出审美艺术氛围”。但是，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报纸副刊的微型小说决不能像文学刊物上的作品那样或“意识流”，或“'朦胧'，或'荒诞'，或'魔幻'，而根本不考虑大多数读者的接受能力。如果报纸上发表这样的让读者看得晕头转向的小小说,就会失去广大读者。”“青未了”上的微型小说作品透露出很强的都市风格。小说中的环境多是单位、公司、工厂等，人物则以城市居民为主，书写市民生活琐事趣事、生活闲情，或者是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取材虽小，但从整体上看却扫遍寻常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八九十年代市民精神面貌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例如刘国芳的《戏票》气单位里包场看戏，座位在十五排的人本来挺满意，但是与坐在十排的一比就不平衡，坐在十排的看到五排的马上变脸，而那位五排的也不服坐在二排的。如此环环相扣，被质问的人看到比自己坐得靠前的立马转换身份成为质问者说辞都是同一套：“你凭什么……”，“凭手气拈的”，“胡说，我见主任把票塞你手里”，“都是干一样的活，他凭什么拿…排我拿…排”。一张戏票引发出一长串的争吵和猜忌，只要别人比自己好，就觉得对自己不公平，开始怀疑别人获取的渠道是不是托关系、走后门。细细品味，人们的恶意猜忌不是突然凭空出现的，可能正是经历过很多次被那些走后门、托关系的人占有了利益,从而产生了对人对事的不信任感。刘国芳能从一件平常的小事入手，小中取微，从极细极小的人情事态中透视人性。汝荣兴的《彩虹》②也是如此，秋天的午后下了一场夏天一样的阵雨，丈夫与妻子在阳台欣赏——东边垂着朦胧的雨帘，西边却铺着灿烂的阳光，妻子发现天空岀现了彩虹，忙要求为她照相，但是妻子一番梳妆打扮后，天空变了样，彩虹也消失了，妻子动怒，丈夫懊悔。作者用这样一件生活小事讲明了一个道理，要紧紧地抓住机会，不能因那不必要的“打扮”而错过了天赐的良机。微型小说就像阳光穿透滴水之事，折射出大千世界、生活百态。
“青未了”作为都市类晚报副刊，其上刊登的微型小说的题材体现出很强的适应性，适应读者，更是适应当时的阅读语境。这里要重点介绍的作家是刘玉堂。刘玉堂在九十年代就以风味独特的军旅和沂蒙山生活的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在“青未了”上，又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另一个侧面——讽刺现实的微型小说。
刘玉堂的微型小说善于塑造小人物的形象。他在《主持工作》働中塑造了一个油滑又好大喜功的小官形象。这个曾任公社武装部部长的润滑油厂的党总支书记对权力和官职十分看重，就喜欢带“长”的职衔，因为“比主任书记什么的都①刘国芳：《戏票》，《齐鲁晚报》1988年6月27日，第3版。'汝荣兴：《彩虹》，《齐鲁晚报》1991年2月18日，第3版.刘玉堂：《主持工作》，《齐鲁晚报》1988年2月4日，第3版。24带劲儿”，尤其喜欢主持工作，大包大揽不务实，还怕得罪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不是对…有意见，我对他最尊重啦”，厂子实行集体承包，他就马上强调“我主持工作，厂长具体负责，厂长负责制嘛！”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副世故、虚荣的丑陋嘴脸。《进城》T中的两位妇女更具有小人物的典型性。韩秀娥打扮得像走亲戚似的上了公共汽车，她与车上的另一名妇女都是去南泉监狱探望坐牢的丈夫，这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是她俩说着说着就攀比了起来：“俺那口子先前拘留过一次”一一“俺那口子正式劳改过呢！……判了三年徒刑，是在临沂城劳改的呢！临沂城可是比南泉大多了。”韩秀娥不服气：“你男人虽然去过临沂，可是不打你，俺那口子打起人来可了不得呀！”一一“谁说不打我，……那会还扔给我两根绳子让我自己上吊呢！”韩秀娥心想还是人家男人厉害，但是依然不甘心：“俺那口子还捎信让我给他送加长过滤嘴香烟呢，你瞧一一”这次她总算占了上风。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心理描写，凸显出两个女人拿丈夫的劣迹攀比而且不甘示弱的丑态，她们越是夸赞自己的丈夫多么的孔武有力、无法无天，就越体现出不知羞耻和愚昧无知，让人哭笑不得。作者的结尾也处理得十分巧妙：“我的家乡可爱的人们哪，你们真是会愉悦自己，一个个能活一百岁！"作者用反讽的手法，也“夸赞”起这种丑态，其实内心充满悲哀和无奈。
刘玉堂的一些微型小说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具有现实性，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冰箱之事》②反映都市人的消费心理，一个人头脑一热花两千九买了个冰箱，回来后觉得买贵了，跟别人说一千几，获得周围人的称赞！可是自己还是过不去，后悔得睡不好觉，还经常关注着冰箱的价格。得知冰箱一直没有降价，心里一阵高兴，但他逢人还是说一千九。“这样的坚持久了，他觉得就好像真是一千九买的，心里很坦然。”这是十分贴近生活的题材，因为这样的消费心理在老百姓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不仅是市场化大潮下的市民才有的心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不能说实话是因为东西买贵了就是吃亏了，别人会幸灾乐祸，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不说实话并且还以“自欺”的方式说服和麻醉自己，就可以享受别人的羡慕和钦佩，是一种新的“阿Q”精神胜利法。
刘玉堂的微型小说《点子公司》③发表在1992年，在当时，点子公司的走红
25是有现实依据的。“点子公司”的产生，是我国经济向开放型、市场型转变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与市场、生产与科研、生产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使企业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依赖、滞后。企业一旦走向市场，生产、经营、销售、质量、形象等就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企业本身一时又无力解决，或不知从何着手、怎样解决。这必然使企业转而向外求助。由此，“点子公司”应运而生。”①小说里写到：“点子公司前程似锦，因为你有文化不一定有点子，我的点子不高明，但是管用，就像偏方能治大病。”在公家单位打小报告习惯了的人，如今成了个体还想打报告，否则心里不踏实，点子公司就听他“汇报”。年轻人在单位里受不到赏识，长期心情压抑，寻求办法，点子公司给年轻人出的点子是：让他去北京冯氏吹捧公司，让他们当面捧一捧。和开篇第一句相呼应，“如今什么样的公司都有了”！刘玉堂能够通过点子公司的现象看到背后浮躁凌厉的社会现状，看到经济转型时期都市人的生存压力，看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公司”乱象。如果说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和长篇《乡村温柔》向人们展示的是他作为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对农村田园生活温馨感人的书写。在“青未了”我们看到了这个从沂蒙山走来的作家踏入都市后，依然站在民间的写作立场上，从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感情反映生活的写作角度转而着眼于都市人的琐碎生活、思想感情。
刘玉堂在“青未了”写得较多的是杂文随笔。1995年“青未了”开辟了“玉堂之说”专栏写杂文随笔，但是那些读过“钓鱼台系列”、感受过鲜活朴实的沂蒙乡土故事的读者，看到“青未了”上有刘玉堂的小说，一定是比看他的杂文随笔有更强烈的期盼。于是，人们看到了刘玉堂的另一个侧面，看到他乡土情怀之外关于都市、社会的文学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