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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其中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从法律层面规定了监事会机构的设置，并对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做了明文规定。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行使监督职能，促进公司业绩的增长是其终极目标。根据相关理论，良好的监事会结构会对公司业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从监事会特征的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的借鉴，本文精心选择了七个监事会特征：监事会规模、平均教育水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政治关联强度、监事会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占比、监事会的平均年龄、监事会女性占比。从七个维度检验监事会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以往学者对公司治理研究的文献并不少，但研究监事会特征的文献较少。而随着我国对上市公司制度的完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有必要提高监事会治理水平。因此，本文对监事会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首先，本文选取2007-2015年间在中国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筛选获取了3377个有效观测数据。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对监事会规模、平均教育水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政治关联、监事会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占比、监事会的平均年龄、监事会女性占比七个指标进行检验,分析其对公司业绩的相关性。最后，本文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得岀：监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是从监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看，两者呈现弱负相关；监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即并非监事会人员学历越高对公司业绩就越好，建议公司用人不应过于重视学历，而是关注监事人员的能力素质，企业可重新设置监事会人员的资质要求；监事会领取薪酬占比与公司绩效不显著相关；监事会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说明监事会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有正面影响；监事会中具备法律知识的人员占比对公司绩效呈现不显著正相关，说明法律知识对于监事会是有必要的知识；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对公司绩效的效果显著，但是两者是负相关，所以建议企业考虑监事会成员中年龄的多样化设置；女性监事成员占比对业绩有弱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监事会特征，公司绩效，A股上市公司，多元回归
第1章结论
1.1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应时而生。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致使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体系的变革。2015年，中国提出了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这代表着新兴大国对于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和要求。近来，国际形势波谪云诡，英国公众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发起贸易战，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发起对于美国的反制，中国做出了反制措施。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的各经济指标已经发布，中国第一季度公布的GDP同比增长6.4%,环比来看，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了1.4%。来自我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数据公布3月MarkitPMI指数创2017年6月以来的新低；服务业PMI的指数不及预期和前值。欧元区的经济也不容乐观，3月的制造业PMI创2013年4月以来的新低。回看东方，日本经济也趋向疲软，2018年日本的出口增长速度从上一年的11.8%下降到4.1%,居民消费增长速度放缓了0.4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的阐述以及学者的分析，美国经济已经处于经济周期的尾部，即将出现经济拐点，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在全球经济下行的阶段，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机会，通过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来促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此夕卜，国际投资者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Bridgewater的创始人RayDalio对中国经济看好，在他的研究中，RayDalio指出，从长远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美国下降达30%,日本和欧洲下降约60%,中国不到20%。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具有更强劲的势头和更大的潜力。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在年会上说，中国的投资机会要比美国好得多。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好，并不是少数个别群体。在中美商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将中国作为投资目标。
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美元可能逐渐走弱，加之美国股市逐渐走向不稳定等因素，可能导致更多资金退出美国，其中一些资金会转向中国的市场。进而分析今年我国将会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其中美国对我国的投资可能会有所增长。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爬坡阶段，需要优质的资金注入。总体上中国不缺乏资金，但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比，其投资能力总是不足。但是我们知道投资能力不仅仅限于资金,还包括市场网络、技术水平、市场意识、创新能力和管理经验，吸引外资可以达到有效弥补中国优质资金的不足，提高中国经济整体效率。另外，吸引外资也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并整合全球资源。有迹象表明，尽管存在困难，但是中国的工业依旧不畏艰难，稳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总体而言，人们相信随着全球经济的疲软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和投资中国持乐观态度。而我国的民族资本也可以更好地吸收外国投资的高质量成分，以是我国更好地走向世界。
全球第五轮产业的转移己经开始。为了使中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中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在第五轮产业转移中具备产业接续性的能力，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产业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己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基于国内外形式的变化以及我国国情做出的判断。企业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要提高公司业绩，其发展战略也应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由高速增长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于科学高效的公司治理水平。
结合我国现状，股份制的出现使股东不再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是通过委托具有管理才能的代理人，取代所有者来管理企业，这将会导致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种分离致使一些问题出现，比如委托代理问题，公司的经营者、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势必会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公司所有者缺失和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不相配问题；甚有高管天价薪酬和倒挂薪酬现象，公款消费奢侈浪费等社会乱象频频见诸媒体报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以引发社会对加强公司治理，加大有效监督力度的重视，引发对监事会职能的研究。
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以及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的监事组成的，监督公司的重大经营活动。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17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至少由三名成员组成监督对象是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监事会需要对股东大会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以及公司的董事、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是否依法履行职责，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设立监事会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董事会、经理滥用公司职权，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监事会的监督特征：一是监督职能的独立性，监事会一经成立，独立行使其监督权,不受公司其他部门机构干预，为保证其独立性，规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任监事；二是监督具有平等性，对公司的所有账册和业务具有一致的平等性。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企业规模的发展，以及两权分离的现状，不但给企业带来利益冲突，而且会造成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监事会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的职能作用会影响企业的业绩。企业的业绩表现追本溯源是来自于企业的决策，而决策的每一次做出以及执行都必须要接受公司的监督。根据UpperEchelonsTheory(HambrickandMason,1984),监事会人员的认知层次和价值倾向的人口统计特征(比如性别、社会地位、学历背景等)会影响监事的行为决策以及对监督的执行，进而影响到公司业绩。因此，研究监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研究意义
补充和完善了对公司业绩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影响公司业绩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研究成果颇丰。但是无论从日本还是从其他国际上的研究来看，针对于监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于企业的监督和公司业绩的研究较少。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处于国际主流地位的国家采用"一元模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不设置监事会机构；另有部分早期学者认为监事会是一个无效率的组织，甚至有学者形容监事会是尴尬的“稻草人”或者"花瓶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市场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我国上市公司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诸多体制弊端浮出水面，而监事会负有企业的监督管理责任，其作用和地位将会日益凸显。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监事会的研究多停留在监事会制度、监事会职能作用层面、监事会的规模、监事会的持股比例、监事会的年度报酬以及国有监事会制度层面上。仅有极少文献探究董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从监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这一独特视角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本文的写作正是对公司治理中的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展开的，有利于国内丰富企业业绩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为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一点参考意见。
对社会而言，为我国人才培养以及人才引进，提供一点思路，促进我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对企业而言，根据最优契约理论，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使其可以通过组建合理的监事会成员，来助力提高公司业绩的目的，达到公司治理有效性和科学性的目标。因而，本文研究将会在微观方面为企业人力资源的建设提供一点参考建议。因为本文研究的是监事会人员的背景特征，所以笔者认为结论对个体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个人的职业规划有一定的意义，通过观测我国监事会的人才需要以及人员结构，调整个人的学习进修计划。
1.3文献综述
1.3.1国内文献综述
甘培忠等⑴研究者认为，公司中同时存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有叠床架屋之嫌，而且会造成职责冲突，最终造成公司管理成本的浪费。建议学习日本的管理模式，把选择权交给公司，由其来决定是采用监事会治理模式还是独立董事会治理模式。但是基于我国国情，让公司自主选择无疑会造成公司治理的混乱，这种方式欠稳妥。上市公司应该把监事会的监督视为核心制度，而把独立董事放在补充监管的位置上。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责，而独立董事的职权应主要围绕公司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重大事项的独立审査等来展开。在特殊情况下，独立董事的职权与监事会的职权交叉并不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蒋学跃〔2】研究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董事会等内部机关的设置是实现公司内部制衡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但是一贯倡导“凡诉必立”绝对承认内部诉讼或者根据传统诉讼当事人的资格理论完全否认内部诉讼的关系都太过绝对。从机关的制衡策略设计和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在我国未来的公司审判实践中，只应当认可监事会对董事会，以及监事对董事会在特定条件下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而董事会对于监事会，以及监事会和董事会的机关成员对所属的机关都不应该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资格。
王世权⑶学者，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对我国监事会进行研究，当下我国监事会的理论和法律有待完善，缺少上市公司治理的保健功能和激励机制。可以把引入新的治理主体作为监事会的切入点，然而研究者并没有分析新主体的性质、规模和类型。【4】通过对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事前监督机制研究，追溯监事会事前监督机制的历史沿革，分析监事会监督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与日德两国监事会的事前监督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借鉴日本的常勤机制，在人员上要求必须有一人全勤专注负责公司的监事任务，并强调监事的履行责任时间必须要与董事的决策步调相一致，以确保能够改善当前的事前监督诟病；对我国监事会提出要加强法律清晰度，将收集信息程序列于法律之中。
关于独立监事会的设立，⑶认为，现如今在上市公司的监督机制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都没有很好地发挥监督效能，对由于两种监督机制并存而导致增加了公司监督的成本问题提出了质疑。研究者主张利用监事会制度吸收独立董事制度，从而设立独立监事。监事会的人员构成应当包括股东监事、独立监事和职工监事，独立监事人数应当比监事会人数多一倍。宋海英、王世权向等人从监事会、大股东和小股东等利益相关群体的行为动机出发，得出股东为了监督和制衡会倾向设立独立监事，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阐明公司应当设立独立监事会。
（6】对提升监事会监督质量与实效路径进行思考，以国有企业监事会外派监事为研究基础，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监事会的监督为研究对象进行规范性研究，从五个方面研究影响监督效率效果的因素：一是监事会监事机制不完善；二是监事会对其工作重点定位不准确；三是监事会的人员资质与工作不匹配；四是监督手段不够丰富也不够先进，存在监督死角；五是监督成果不能够充分运用。其研究认为，提高监督质量应细化企业对监事会工作的配合措施；凡是国有资本所到之处，也就是监督的触及之处，监事会从财务监督及特定人员的履行行为两条线展开工作；提出科学搭配监事会人员结构的建议；构建制度制衡体系促进监事会的有效运行；加强监督成果的落实。雷晓宇，王培录卩］学者对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会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进行研究，指岀为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督，我国于2001年引入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2005年公司法规定由国务院负责制定独立董事制度的具体办法，在法律意义上明确了我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从人员选聘方面研究，提出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合理聘用人员的必要性。财务监督是监事会的一项重要权利，尽管法律层面上并没有设置资质要求门槛，为确保监事会不受制于其他机构成员的独立性，以及财务监督落到实处的有效性，建议选聘有财会专业知识的人才。而独立董事会，为确保其独立，在聘用独立董事时，应排除可能与公司有特殊关系的人选。
监事会特征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宋顺林和高雷构从监事会的规模、激励状况、监事会的独立性和活跃度四个维度，探讨监事会特征对委托代理成本的影响。并且加入监事会主席是否持股和独立监事的比例等变量来分析，研究结论为只有监事持股与否与代理成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监事会规模、持股情况以及会议次数对信息披露的影响。杜光文【9】等人研究监事会的规模、监事的持股情况和监事的会议次数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监事的持股比例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而得出监事会的会议次数和监事会的规模没有对公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使得监事会更加有效能变得至关重要。
刘铭旭卩°】对200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监事会的外部监事比例、监事会的持股比例、监事会的规模、报酬与会议次数等五个角度分析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监事会的外部监事比例和监事会的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不显著正相关，监事会的报酬、规模与会议次数与公司业绩呈不显著负相关关系。监事会特征对高管运气薪酬的硏究。范宁宁5】研究发现，监事会规模控制在3人左右并提高监事会的持股比例、减少监事会中未领取薪酬的人数，可以有效的提高监事会对高管运气薪酬的治理作用。张晶卩2】对监事会设置程度对高管私有收益的研究，企业外部环境通过监事会设置机制自我实施程度间接影响高管私有收益。从外部法律环境、政府干预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三个维度的企业外部环境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货币性私有收入和非货币性私有收入展开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外部环境作用于监事会制度的自我实施进而约束高管谋取私有收入的寻租行为的公司作为实验样本，得出监事会的人数、监事会的会议频率与会计信息质量有正相关的关系，然而名誉监事、董事会的规模等对会计信息质量并不构成影响。张忠野冋对日本商法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商法特别法对于监事会中的监察人有专门的规定，要求公司设立独立的监察人，大公司监察人的成员必须含有至少1名外部聘任的监事，而且对受聘人的资格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受聘人在接任外部监事的前5年内没有与该公司建立雇佣关系，同时要求没有在该公司的子公司任职过任何岗位。独立监察人有权利开展监督活动，不受监察人的限制也不受经营者的干扰。日本商法设置独立监察人制度，以保障日本公司的监督机构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
1.3.2国外文献综述
立足于监事会的特征，Dingetal^〕探讨监事会是否对高管薪酬有影响，研究主要比较了公司法修改前后的差异，结果表明监事会的规模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学者指出监事会监督职能有待改善，并对监事会的履行职责的有效性与单独运行要素进行了关系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监事会发挥监督职能的有效性与监事的激励政策有密切关系。
JanLiedePM］研究者，阐述了近十年来德国监事会制度是如何改革才取得今天监督效率显著提高的成绩。最近德国的法律改革使得其监事会爬升到公司权力运行的更高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监事会拥有了参与到涉及公司战略发展和基础性管理战略决策过程的权利，这一变革增强了监事会的监督义务。另外，新规定增加了从董事会流向监事会的信息，以上这些提升了每个监事会成员的监督效率。部分重要的法律改革还促进了公司监事会和审计人员的合作。在近期的法律改革中，还强化了监事会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层面的重要责任。山本三郎冋学者基于对日本公司法立法精神的精准把握，从日本监事的权限、责任、义务、任职的积极程度与禁止的规定，监事会功能的定位与组织的形式、会计监察人履职的资质、与监事关系、权责的分配等角度，就日本的监事制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克劳斯一J.霍普特学者卩别将德国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形象的概括为“大监事会”和“小董事会”。关于监事会职权的配置情况，德国与一般的二元制国家的做法不同，他们并没有把监事会作为董事会的平行机构，而是赋予监事会一定的职权,不让其受制于董事会。不仅如此，而且德国公司的监事会对董事会有一定的任免权,这就保证了监事会可以针对董事会的履行责任的情况进行持续性监督。尽管德国监事会的职权再大，也都是围绕着监督权展开的，比如说监事会可以阻止违规经营管理的行为，但是不能够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务。
爱丽斯卩9〕基于美国的一元制模式，经研究认为董事会同时具有监督机构职能和决策机构职能，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因此对于大型公众公司而言，这样的董事会制度将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缺陷。学者详细阐述了德国监事会制度的起源、发展经过、现状以及监事会制度的特点和具体的运行方式。其分析主线为权利与义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合作社和所在地位于德国欧洲的公司以及公共企业的监事会制度进行系统阐述。
ChienMuYeh、TracyTaylor和RussellHoye［20］以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监事会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双重的管理体制中监事会和董事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监事会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从监督资金分配的角度关注监督组织的成员。LaffontRn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监督者的监督技能会影响监事会的监督效果；提高对监督者的激励是避免管理层与监事会合谋的方法之一。神田秀树S1学者从一般性的问题出发对监事及监事会的职能进行分析。基于此，探究了日本监事权利如何逐渐由弱化到强化的历史变革，特别是对调査权和检查报告的保障措施应当如何制定以及公司代表权和监事的停止请求权应怎样增强实践操作性进行理论研究。除此之外，还深入研究了日本的会计监察人制度。Dahyaetal^］学者采用访谈的方法，对来自中国的16家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深入访谈，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中的监事多数在工作中表现为不作为，或者仅仅充当提供意见的角色，很少能够履行监督职能。
Michael网通过研究中国在1998-2003年上市的公司，得岀结论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相互配合可以使工作变得更好。Prof.Dr.ChristophTeichmann^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变革德国股份公司法中的董事会的职能和监事会的职能将分离的越来越严格。首先在两者身份上必须严格分离，而且监事会不得向董事会发布任何关于公司管理的指令；其次，为了使监事会能够更好的履行监督职能，被监督对象公司董事会会向其提供很多的关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信息，甚至在重大的经营活动中拥有共同的决定权。因此，德国相关立法机构对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流通的信息做岀详细的规定。除此之外，为了加强监事会的财务监督力度，监事会还可以通过借助公司年度结算审计师来帮助其完成财务监督职能。
JayDahyaW］等人提出监事会的独立性与监事会报告的有效性密切相关，监事会独立性越强监事会报告就越有效。Wang、Ho/】以香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BikkiJaggi和Charles^研究了台湾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后，得出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占比越高，则其会计信息质量水平越好，监事会中职工代表占比与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呈现正相关。Klein㈣研究了英国385家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后，发现监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关，监事会越独立，其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监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呈现负相关。
综上国内外文献所述，前人对于监事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监事会的发展过程，制度的完善，监督职能效率的改善：其二，基于某国监事会制度的研究；其三，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冲突与协调；其四，监事会特征，如规模，持股，薪酬和财会知识等对高管私有收益，公司信息披露以及保持监事会独立性的研究。因此，选取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4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1.4.1研究内容
为研究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成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监事会成员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遵循“现状描述-理论阐释-实证检验-政策建议”，首先阐述监事会的相关理论，产生缘由以及监事会的职能作用；其次阐述监事会制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找出衡量企业绩效的特定指标以及监事会的特质，为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做好准备，其中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笔者以总资产收益率指标予以衡量；然后收集、整理数据，变量选取，建立模型，进入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最后根据结论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其次说明硏究创新点，主要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梳理出本文的研究方向并借鉴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解析以及理论基础。相关概念解析部分主要阐释监事会起源、监事会定义、监事会的监督机制、我国监事会中存在的问题；公司业绩的概念分析，以往学者釆用的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以及本文将要采取的公司业绩评价指标;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介绍以及釆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数据的原因。基础理论部分，通过对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激励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为假设提出和模型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是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设计。首先，在对理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找到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与公司业绩两者之间的结合点；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梳理出七个监事会特征：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教育水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政治关联、监事会法律背景占比、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监事会成员女性占比，提出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七个假设。其次，为验证假设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详细解释样本数据来源，设计变量并对其进行定义。
第四部分是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分析。首先，对监事会特征、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接下来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然后对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分析比较；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是研究成果与结论。根据第四章的数据分析和检验，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并与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相应对策。最后，指出本文的研究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4.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对中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然后阐述公司业绩与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相关概念，最后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定量考察了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关系。
（1） 文献研究法
首先，大量阅读文献。其次，整理、归纳和总结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梳理岀本文的研究思路。
（2） 定性分析方法
通过学习我国对于监事会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政策，以达到研究有法可依；对本文中涉及的概念进行界定，使得研究思路更加清晰；对理论基础进行评述，为假设提出和模型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3） 实证分析法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探究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1.4.3创新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关于微观经济基础再造己经完成，但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严重滞后，系统制度仍需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公司治理的优化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公司内部监督。监事会为我国上市公司必设的监督机关，因而研究监事会是实现科学合理有效的公司监督的必要步骤。
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了解到国内外学者对于监事会的研究较少，对于监事成员背景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咒更少。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监事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评价公司业绩影响因素时，忽略掉监事会的背景特征因素不完整，也不客观，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停留在研究董事会、独立董事会及高管的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影响层面上。所以，本文研究补充了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对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文献■本文从监事会特征的研究视角切入，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拓宽了公司业绩影响因素研究的维度。
目前，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对监事人员的任职资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理论界对监事会人员的任职资格提出了一些任职资格要求，但是通过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探讨监事人员的任职资格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监事会规模、监事教育程度、监事领取薪酬占比、监事政治关联、监事具有法律知识占比、监事平均年龄和监事的女性占比七个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为上市公司选聘监事会提供相应对策和合理化建议。
第2章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基础理论
2.1相关概念
2.1.1监事会概述
监事会于1602年起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公司的股东大会委托公司的主要股东负责监督公司运作，在政治上，受到时代共和制度的影响，即“三权分立”（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权力下放的意识形态初步形成，并渐渐地开始在公司中盛行。这种体制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并被列入德国的《股份法》。在当时，德国企业首次提出“监事会”的说法。1861年，徳国在商业法典中首次确立了三种组织形式：股东大会、董事会、股东委员会（索赫曼、王彦明、孙昊2015）。此后，在1870年，《股份法》废除了股东委员会对公司运营的直接监督，并交由新成立的监事会来负责。我国在制定监事会相关法律时，借鉴了德国的做法。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是公司的监察机关。监事会指的是由股东（大）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会和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是监督检查公司经营活动的法定机构，也是常设机构。
从定义出发剖析监事会。首先，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形成监事会机构。在我国，股东大会是公司中最高的权利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股东会监督监事会，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反映了监事会的产生和运行独立于董事会。其次，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对董事会和公司运营机构进行监督。监事会的职责就是监督董事会以及公司高管是否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履行责任，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予以监督和制止。《公司法》中明确规定监事制度，足以见得立法者是想依托一种自我监督的手段规避公司运行中存在的风险。最后，监事会是公司中的法定必设机构，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说明公司内部监督部门存在的必要性。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迟缓，对监事会进行立法时，参考借鉴了先进国家的理念和规定，其他诸多先进国家以不同方式规定了内部监督部门，这进一步说明内部监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份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比例不得少于三人。对于规模较小和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设置一名到两名监事人员，不设置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为一届，可以连任，高管和董事不得兼任监事席位。同时规定了监事会的主要职权：对公司财务检查监督；要求董事、高管改正损害公司的行为；提出股东会提案；监督董事、高管的职务行为，对违法违规违章的人员提出罢免；在董事会不履行召开股东会职责时，组织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可依据法律对违法的董事、高管人员提起诉讼；参加列席董事会会议；对公司异常事件，可以展开调查，如有必要可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六个月至少开一次监事会，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监事会。
公司的监督机制分为两类，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外部依靠市场监督，内部监督依靠公司的监督部门。由于文化、法律、经济等制度的不同，各个国家的监督机制各有不同。在德国，由股东大会选举出的不是董事会成员，而是监事会成员，再由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很明显监事会地位在董事会地位之上；且监事会可以决定董事会成员工资薪酬的高低；在实际监督职能方面，监事会具有经营和监督双重职能，银行凭借持有股份可以参与公司治理，并入职监事会参与管理。在日本，董事会与监事会，两会并列，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组织机构由三部分构成：监事会、会计监察人员和特殊情况下检查人，设有专门的会计监察人员；设有外部监事，以保障监事职能的独立行使。英美法系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美国大多数公司不设监事会，而是赋予董事会监督职能，且由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共同构成，鉴于美国公司股权分散，证券市场发达，外部董事制度能够起到较好的监督职能。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不够完善，故主要论述我国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第一，从代理成本理论探讨。代理成本的概念就是资产不同权之间分配时产生的费用。由于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于是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有这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就会产生代理成本。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严重分离的情况下，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士负责公司的经营问题。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或者专业知识来经营企业；一家企业股东数家，较为分散，股东直接管理企业成本太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在这层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的利益取向不一致。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着眼于财产的安全、保值和增值；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关注点，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攫取委托人的利益，从而造成最终背离了委托关系契约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职权滥用，决策错误，假公济私行为，会使公司和股东利益遭受损失，形成所谓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代理人最佳决策失误造成损失；二是，委托人支付代理人履责的报酬；三是，委托人为监控代理人内部操纵产生的成本。监事会设置的意义在于既能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并确保其拥有一定的权利空间来使得公司健康运转，又可以在有效控制代理风险的基础上使得代理成本最小化。
第二，分权制衡理论。该理论是西方政治制度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普遍使用的重要法律原则。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所以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公司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受到代理成本理论与分权制衡理论的影响，设置了权力机构、业务机构和监督机构，以期能达到公司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即监事会拥有公司的监督检查权，股东会拥有重大问题决策权，董事会有经营管理权。
第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英文为“stakeholder”，而相应的“股东”的英文表述为“stockholer”。据前人研究，利益相关者是从股东的概念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弗里曼从经济学的角度将把利益相关者解释为“那些能够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造成影响和被实现企业目标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密切，企业要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约束并考虑他们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为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和监事会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该理论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目标（股东利益最大化）认识。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既存在经营者侵占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又存在股东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风险。但是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认为，公司的发展是各利益群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证监会明确指出，监事会要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利益相关理论增加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视，比如客户、债权人、公司员工、供应商和社会等，因此公司在做决策时应该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该理论为监事会职能有效发挥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很多公司把监事会作为一种摆设，不能够很好的行使监督职能。内部监督方面，部门功能重叠，形同虚设。王华和石玉莹学者认为监事会形同虚设问题不仅存在于外部影响的混乱，还存在于监事会成员自身。学者孙钳认为监事会成员缺乏财务知识，无法有效实施监督；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何种资格的人员适合担任监事；依照监事会的职责来看，监事会成员需要拥有法律知识、现代企业管理知识,财务知识，还要掌握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胡坚学者认为监事履行职责的能力欠缺,与监事个人的年龄、知识背景、专业背景等多种要素相关，监事履行的职责是解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巧”，监事成员个人能力有限，即使法律赋予其足够的权利，也难以起到监督作用。
2.1.2公司业绩概述
业绩或称为绩效，含有成绩、效率和效果的意思。绩效是指组织在一定时期内，对目标实现程度及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映。国外对企业绩效的研究大概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绩效是结果，是企业期望的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绩效是行为,不同于结果，因为绩效具有多因性，包括外部环境和机遇等因素；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的综合，即绩效是行为和结果，通过一定的行为来达到预期结果，具有多维性和动态性。监事会没有权利做企业的战略决策，但是其可以通过个人行为决策（即监督行为）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绩效评估的结果不但可以用来衡量公司治理的效率，还可以为管理者未来的决策、监察人的监督指导和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价值。对公司绩效的评价是指将某一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或财务信息按照某一公司的绩效评价方法得出反映该公司绩效的相关数据，再把这些数据与统一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同时对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的经营业绩和经营效益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分析，从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关于企业绩效指标的选取，我国有评估企业绩效的特定标准。公司业绩由政府公布的28个指标来衡量，28种指标根据其用途分为基础性指标，修正指标和评估指标。其中的基础指标考核了5项能力，一是资产盈利能力，二是运营能力，三是偿付能力，四是增长潜力，五是发展潜力。修改后的指标包括以下指标：坏账准备金率，流动现金比率，成本费用率，速冻比率，存货周转率，三年利润增长率，近三年销售增长率和投入产出比。通过这些指标进一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对基本指标的调整和补充.评价指标，与基础指标和修正指标不同的是，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数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小额财务运作上，而评价指标则更加关注宏观指标。评估指标由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决定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的市场份额，公司的发展方针，社会责任，全体员工基本素质，公司资产和技术更新频率。本文就常见的绩效评价方法在下面做了简要介绍，并确定本文在评价上市公司业绩时即将釆用的方法。
（1） 平衡计分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罗伯特卡普兰和戴维诺顿提出一种新的组织绩效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平衡计分卡方法包含了财务方面的评价、顾客、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的评估。平衡计分卡方法突破了财务作为唯一指标的旧的衡量工具，该方法能够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企业内外部平衡，以使得企业的考评结果更具有全面性和有效性。在实施过程中，管理者需要按照一定的流程在四个领域中对每个领域设定发展目标，对四个领域赋予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根据得分结果来衡量目标的实现程度，从而对企业的绩效做出评估。但是平衡记分卡中的一些条目很难解释清楚或者衡量出来，尤其很难建立完美的非财务指标；平衡计分卡的指标详细甚至繁琐，覆盖面大，执行难度大。因此本文不使用该指标衡量企业绩效。
（2） 经济附加值（EVA）法
经济附加值的概念是由默顿咪勒和弗兰科冀迪利亚尼首先提出的，它的计算方法是公司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去资本总成本（包括债务成本和股本成本两个部分）。经济附加值的核心内容是增加企业价值，该方法不仅考虑了债务资本，也考虑了相关的权益资本。经济附加值的一般计算公式如下：
EVA=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总成本=税后营业净利润-加权平均资本成本x资本成本 （2-1）
税后净利润=净利润+税后利息费用 （2-2）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长期负债X长期负债成本/（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X普通股成本/（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 （2-3）
在EVA大于零时，表明扣除总资本成本后经营净利润仍有盈余，股东的价值表现为增加；在EVA等于零时，表明企业利润只能满足债权人和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而股东价值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在EVA小于零时，表明营业收入所得不足以平衡资本成本和费用，使得股东价值下降。
EVA指标是一种经营评价法，仅仅通过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来考核企业当期的经营效果，不能用于预测公司未来经营收益。而被评价的公司绩效，会受到公司业绩之外的很多因素影响，诸如宏观的经济环境、行业的状况、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和许多其他的因素。该评价法综合性太强，更多的关注是企业税后利润，忽略了财务管理具体细节。因此本文认为不采用此方法。
（3） 沃尔评分法
AlexanderWall（亚历山大•沃尔）在1982年提出了沃尔评分法指标体系。沃尔评分法的核心是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综合的分析。首先需要确定财务指标，按照其重要程度赋予权重（全部财务权重之和为1或者100）,将此作为标准得分，其次，将实际比值与标准得分比较，最后将每项财务指标实际得分加总，然后将此与标准得分比较，来判断经营绩效。但是沃尔评价体系自身有很大的缺陷，由于该体系指标太过细致完美，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完美的完成各个指标的衡量计算。在实际应用中，获取某些指标数据非常困难，甚至有的指标数值出现异常，造成沃尔评价体系只能停留在一种理想状态，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情况。
（4） 总资产増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TotalAssetsGrowthRate）,也称为总资产扩张率，是企业本年度资产增长总额与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反映了企业该段时间内资产规模的变化情况。企业总资产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是公司年末总资产的增长额同年初资产总额两者的比值。本年总资产增长额是指本年度总资产的年末数与本年初数的差值，它是用于分析企业发展能力和当年资本积累能力的重要指标。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xlOO% （2-4）
其中：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 （2-5）
总资产增长率越高，资产管理规模在一定时期内的扩张速度就会越快。在分析时，我们需要注意资产规模扩张的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后续的发展能力，以避免盲目的扩张。资产的三年平均增长率消除了资产短期波动的影响，反映了资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增长。总资产增长率不是越高越好，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总资产增长，比如企业贷款，融资，发行股票，股东投资，或利润显示急剧增加等，所以当公司总资产增长率快速增长时，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的业绩很好。所以本文不采用该指标。
（5） 净资产收益率（ROE）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也称为股东权益报酬率，其计算方法为企业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的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所得到的百分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主要用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能力水平。指标数值越高，则表明由投资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体现了公司利用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所有者权益 （2-6）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反映了一个公司净资产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越高，代表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否则，公司的盈利能力就越差。一般而言，负债的增加将会导致股本回报率的增加。企业的资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即股东的投资，诸如股东投资的股权，企业的积累基金和留存收益等；另一部分是暂时占用和借入的资本。企业若不能够正确使用财务杠杆则会导致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反之，则会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借入的资金太少就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借入资金过多将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不过一般情况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是用以评价股东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性财务指标。
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业绩的评估指标不利于企业间的平行比较。由于企业的负债率不同，一些企业债务偏高，导致一些低利润企业的股本回报率高，甚至满足了配股的要求。虽然一些企业有良好的效益，但由于合理的财务结构，低债务，低股本回报率，可能不符合配股的要求。因此本文不釆用该指标。
（6） 总资产收益率（ROA）
总资产的净利率是流量指标，指公司的净利润与公司的平均总资产之间的比率。其经济意义是公司平均每1元资产所创造的净利润，反映了公司所有资产的盈利能力。公司总资产净利率越高，公司投入产出水平就会越高，资产运营效率就越高，成本和费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表明管理水平越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就越好。总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x100% （2-7）
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企业资产管理的综合效应。它关系到商品经营的盈利能力，即销售利润率，也受资本经营效率，即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资产管理的条件下，要提高资产管理的盈利能力：首先，必须改善商品管理，提高销售或商品的盈利能力；其次，必须完善资产配置和重组，提高资产周转率，即提高总资产周转率。在衡量公司业绩时，国内外学者经常使用总资产净利率作为财务指标。因此本文釆用该指标作为公司业绩的评价指标。
（7）每股收益（EPS）
每股收益是指在一个财政年度的公司普通股中获得的利润（收益）。每股收益是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股票投资风险的重要指标。不同年份每股收益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股票市场价格P与每股收益的比率（P/EPS）用于评估股票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市盈率（即每股收益/股票价格）的倒数是投资回报率。市盈率越高，股票投资的回报率就越低。例如，如果股票市场价格为20元，每股收益为1元，则市盈率为20,投资收益率为5%。投资者愿意接受如此低的投资收益，因为他预测该公司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未来的股息收入或股票价格将大幅上涨，投资者重视公司的未来而不是其当前的收益。一般而言，市盈率较高的公司主要是成长型公司，而市盈率较低且当前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公司大多是缺乏增长潜力的成熟公司。
计算公式：
普通股每股收益=本期净利润/普通股加权平均流通在外股数 （2-8）
该值比率越高，表明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每股普通股股票利润，因此，每股收益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该指标是投资者估计投资风险和预期收益，分析公司业绩，预测公司盈利能力和股利分配政策，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衡量公司业绩时，国内外学者也将每股收益作为财务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釆用总资产收益率来评价企业业绩，并用每股收益作为置换因子进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2.1.3A股上市公司概述
我国股票市场由A股市场、B股市场和H股市场三部分组成。A股市场于1990年底创建，A股（A-shares）正式名称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它是由我国境内公司发行，供境内机构、组织团体或者个人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票，自2013年4月1日起，境内、港、奥、台居民可以申请开立A股账户；交易币种为人民币；交割制度为“T+1”，涨跌幅限制10%（ST为5%）；投资者为我国大陆机构或者个人；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都设有A股市场。B股市场于1991年底创建，其正式名称为人民币特种股票，面值用人民币标明；交易币种为外币，在境内上海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投资者仅限于：外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港澳台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以及我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H股也称为国企股，它是在大陆注册并在香港上市的外资股，即为在香港上市的国企股；实行“T+0”交割制度，没有涨跌幅限制；中国香港的英文是HongKong,以其首字母的缩写，H股即为在香港上市的外资股。A股市场上市公司资质以及市场的总市值，隹中国股票市场具有代表性；其上市公司具有本土化性质；股东具有高度集中于本土的特性；行业类别具有普遍性；公司性质具有不唯一性。
A股自创建至今将近三十年，市场日益趋于完善。A股审核与其他股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要求是H股、新三板审核所没有的要求。对申请上市的公司，从业务规模，厂房设备，组织机构健全性，员工的稳定性、运营机制健康性，财务指标可靠性、经营的规范性等都有严格的审核。综上所述，加之本文致力于对我国监事会特征的研究，从公司注册地，投资者、经营者以及公司治理的角度考虑，还有研究资料的获取性、可靠性考虑，选择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2.2理论基础
2.2.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观点认为，每个组织都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取资源，以维持自己的生产活动。任何组织只有依靠自己的资源才能长期生存，企业通过不断的资源交换来维持日常的商业活动。同时，这一理论认为，并非所有资源都能够获得，有些资源无法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例如才能。本文侧重于监事会特征的研究。基于这一理论，监事会属于具有较高人才和社会资源的社会群体，这意味着监事会的人才是稀缺资源的，监事会的成员可以通过自己的资源交换信息，以其监督职权，监督公司业务，对违法进行及时匡正，从而减少公司损失，对公司业绩起到正面作用。监事能够实施有效监督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2.2.2高阶理论
基于“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March等人提出了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决策者追求的是最满意的结果而不是最优的结果。Hambrick和Mason以有限理性作为研究基础，得出管理层并不总是绝对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决策通常不是根据既定规则做出的，不同的认知、价值观和情感将导致管理者不同的信息处理、不同的判断、不同的行为决策和不同的战略选择。有限理性认为，个体特征因素会影响管理者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可避免地将一些主观偏好带入行为决策过程。高阶理论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个人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团队规模和专业经验，最终会影响团队的认知决策和行为决策模式，从而对企业产生影响。因此，基本理论框架是：监事会特征一决定监事的行为决策一行为反应监督有效性-公司业务-总资产收益率-公司业绩。该理论是本文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研究监事会的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2.2.3激励理论
经济学视角下的激励理论主要关注企业的绩效。通过满足雇员的物质和心理需求，从而激励他们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化。
激励理论主要用于四个方面的关系，即需求、动机、目标和行为。动机来自需求，动机激发人们的行动。当激励对个人产生作用时，就会加强人们的行为。激励理论是绩效评估的重要基础，它解释了为什么绩效评估可以提高组织绩效，以及什么样的绩效评估体系可以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监事的薪酬需求，公司考核的是监事的有效监督，双方在交互作用下都得到满足感即产生薪酬激励效用，在此过程中，监事得到薪酬获得满足感，公司通过监事的有效工作实现了有效监督目标，促进公司成长。本文将从薪酬激励角度探讨监事会的薪酬激励是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2.2.4社会资本理论
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其成员资格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包含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一种社会资产。当代理论家Putnam,将社会资本中的基本关系，描述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济资产。另外，学者方丹提出社会资本是组织网络能够收益的库存，其能推动组织科技创新，带动组织生产力。
社会资本理论虽被很多学者关注，但是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定义仍有分歧，因此在对社会资本进行评价时，采取的测量指标也不统一。林南认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异质性越高，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越丰富。因此，在企业监事会部门中，成员的异质性越大，社会地位越高，监事会能够为企业带来较优质的社会资本，促进企业资产的增加。
2.3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监事会，公司业绩以及A股上市公司等概念进行简单分析，其次阐述了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激励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为后文的假设提出以及变量的选取提供理论依据。
第3章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设计
通过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梳理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本章将思路具体化，结合4个重要理论基础，分析公司治理中监事会特征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首先，本章提出论文假设，其次对变量进行定义，再次说明样本数据来源，建立回归模型并对各变量进行具体解释，为第四章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3.1研究假设
通过对己有文献中关于监事会特征的梳理，本文选取监事会特征的七个指标，即监事会规模、平均教育水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政治关联、监事会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占比、监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以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它们对上市公司业绩衡量指标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下面分别提出这七个特征对业绩影响的假设。
3.1.1监事会规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监事会的规模，在本文定义为监事会中监事的人数。近年来组织规模的大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监事会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公司的管理成本，也影响公司的业绩。依据人类学家R.布朗提出的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观点，社会网络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由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组成。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构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存在于系统中的各个节点的形态可以表现为个人，群体，也可以是企业，节点通过看不见的关系线路连接，并可以发出信息资源也可以接收信息资源。据此得出节点的位置多少、节点的连接强度以及节点的能力对节点的所属单位至关重要，是所属单位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监事作为监事会中的个体,数量越多，在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就越多，越能够为公司挖掘资源。根据资源理论，监事可以根据自身的社会阅历，丰富的经验和自有资源，以最低的成本为公司谋取利益。监事会规模越大，理论上可以为公司谋取更多的利益。
监事会的规模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组织的结构，进而监事会人数的多少会直接影响监事会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但是，监事会成员太少，则难以形成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是独裁政权，这使得难以形成制衡机制；监事会规模太大也有其缺点，会导致太多的成员形成彼此依赖，会有懒惰的行为，从众心理、伪合群现象等，岀现沟通、协调上的弊端，这不仅会导致权力的浪费，而且会误导公司管理者，浪费管理者的时间资源，严重影响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履行。
目前对监事会规模的研究较少，国内的学者刘宝发等人（2004）研究认为，协作团队的人数范围控制在3-9人效果比较好。美国著名管理学教授罗宾斯（1997）指出，对于工作团队类型的组织，其人数一般不超过12人的情况下能使组织绩效最高。而在本文样本中的监事会人数最少3人，最多达14人。
结合我国的法律规定以及监事会规模的基本情况，本文创新性提岀以下假设：（l）Hla,即监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负相关；（2）Hlb,即监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3.1.2监事会成员的教育程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本文中教育程度的衡量依据是监事会人员的学历，学历是一个人最高层次的学习经历，并有教育机构颁布的学历证书凭证。从纵向学历授予来看，我国学历由低到高依次是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从横向来看，有高等职业学院、省（市）属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985工程建设大学、双一流建设大学等高校授予的文凭。目前，人事制度大体分为两种，职位分类制度和品位分类制度。职位分类是以"工作内容”为中心的分类体系，'‘因事设岗"，将岗位按照其难易程度、责任大小、工作性质、以及所需人员的资格进行分类管理；品位分类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分类管理，即依据个人所具备的条件，如学历等进行分类。很显然我国从古至今属于品位分类人事制度。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的科举考试，再到建国的集中统一管理“国家干部”的人事制度，直到今天，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学历背景都是重要的录用条件，而且是决定个人升迁的重要条件。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研究为什么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能够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从破坏性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相比之下，英国在战争结束后仍然需要长期配给粮食。他研究的结论是，奇迹般的恢复速度是由于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教育促进生产力和健康的身体，进行教育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他研究的贡献之一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的人力资本理论，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单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类的体力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活动中，非常有必要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增加脑力劳动者的构成，以取代原有的生产要素。因此，很多的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将会被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取代。教育通过提高人们应对失衡的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处理非均衡状态的能力反映了人们应对经济状况变化和更新效果，即人们根据新的经济条件重新考虑其财产，劳动力，金钱和时间等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舒尔茨称这种“分配能力”是应对失衡的能力。获得和提高这种能力主要是由于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这种“分配力”可以带来''分配效益"，从而促进个人或者社会的经济效益增长，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收入。该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激发了国际上大量的发展工作，激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职业和技术教育上的投资o除此之外，基于管理者认知以及行为决策的分析，Hambrick&Masonl984年提出了高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可阐述为：由于企业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企业的环境，他们只能在视野范围内选择性地观察信息。因此，管理团队的认知、感知能力和价值判断也会间接影响相应的企业绩效。但是，测量准确反映个人心理结构的指标相当困难。不过，本文可以采用影响监事会人员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以及能够反映监事会人员心理特征的其他外在指标来衡量监事会的特征，诸如人口指标、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微观经济学认为，教育水平的差异体现为劳动成果的差异。由于不同的教育水平，积累的知识和洞察力是不同的，对事物的理解和执行是不同的。与未经培训的员工相比，训练有素的员工在操作熟练程度和技能方面要强得多。企业应该根据教育水平作为就业门槛来判断一个人的劳动力水平。他们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培训过的人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好得多。
以上阐述说明教育促进生产力和健康的身体，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发展不仅依赖自然资源和人类体力劳动，而且需要人类脑力劳动；处理非均衡状态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分配效益，而教育可以提高处理非均衡状态的能力，促使个体做出更合理的行为决策，行为决策影响个体履行工作职责。根据以上阐述，监事会的教育程度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在招聘中衡量应聘者是否能够胜任岗位时，公司大多把学历作为参考指标。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学历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领会能力。而且上面所论述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高阶理论的隐含前提是能力通过学校后期培养习得的，即学历与能力的一致性。因而雇主通过学历信号得出雇员的生产能力、工作能力等来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非技能岗位中存在学历信号失真的情况，即高学历并非等同于高能力。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其选人用人之本质是能力而非学历。王斐学者认为，对于专业技术类岗位，高学历者因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优势，其能力水平与学历可能更一致，对于此类岗位，没有综合能力但是技术精准的人比有综合能力的工作更突出；反观，非专业技术类岗位，如管理类岗位等，员工的综合能力素质则更重要，而教育和学历筛选仅仅是停留在知识和智力层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全面的考察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因而，总体上非专业技术类岗位学历失真的情况较严重。对于监事会而言，属于非专业技术类别，会存在能力与学历不匹配的情况。
学历作为大众普遍用来衡量教育程度和能力水平的指标，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通过教育获得学历，学历作为信号传递能力水平；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学历不代表能力，不能真实反映个体的综合素质水平，尤其在非专业技术类岗位中存在严重学历失真情况，即学历与能力不一致。
基于以上关于教育与学历的论述，对监事会教育程度与公司业绩作出以下的假设：（l）H2a,即监事会成员的教育程度与公司业绩正相关；（2）H2b,即监事会成员的教育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
3.1.3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由委托代理理论得出，企业代理人与企业股东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会产生利益冲突。国内外部分学者研究表明，薪酬激励措施是公司治理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手段。激励措施不仅使代理人生活质量提高，身心愉悦，提升满足感，而且使被激励者积极对待工作，增加经营业绩。但是也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薪酬激励会诱导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导致薪酬激励措施失效；货币薪酬激励的边际效用递减会导致薪酬激励不足以激发员工积极性。为方便后文阐述，将本文中的薪酬特指货币薪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展开了对声誉的理论研究，声誉是一种相互作用并且长期动态重复博弈的结果。声誉随着时间的积累产生，从而能够反映主体信息质量的信号。通过声誉机制，信息质量信号可以在公众中传播，其主体可以是个人或集体。依据标准的声誉理论，Kreps等人提出声誉能够提供隐性激励，主要表现在相关参与人关注长期利益时，声誉可以激励参与者在短期内做出承诺。在没有任何外部激励的情况下，参与人可以推断岀他最糟糕和最好的努力可以获得的最大奖励，这就是纳什均衡支付。虽然声誉机制提供的隐性激励不能保证参与人倾向于最好的努力程度，但它至少可以刺激参与人的短期努力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长期效用。相对于以上的隐性激励，薪酬激励则是显性激励的一种。薪酬激励理论的基础来源于激励理论，激励理论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和管理系统使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和工作最大化的过程。与此关系密切的动机理论，是依据激励理论行事的前提。动机理论主要研究如何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原则和方法。动机理论的本质是是激发人们正确的行为动机，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的智力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取得最大的成就。激励理论认为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与工人的工作态度直接相关，这决定于需求满足的程度和激励因素。根据期望理论的基本原理，一个人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认为行动可以确保产生对他有利的结果。釆取行动的程度取决于人们认为其能够期望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度，以及自己判断为满足个人需求而努力是否有意义。
在以工资作为薪酬激励手段时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在其他商品消费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持续消费，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
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在薪酬激励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工资以货币的形式发放，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员工获得薪酬，就可以用以购买商品，商品带来效用，即薪酬可以换来效用，并对这种交换生成满足感或幸福感，薪酬则是这种感官生成的一种激励手段。伴随时间累积，这种同等程度的激励所产生的感官体验会变得越来越微弱。企业的薪酬激励措施对员工的激励效果如何，取决于员工对工资的重视程度。当薪酬较低时，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较大，这时增加工资会带来较大的激励效果，即每增加一单位货币都能够使员工获得较高的效用和满足感，公司员工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薪酬的增加.随薪酬总量绝对数的增加，薪酬激励的边际效用会不断变小，此时，即使增加薪酬的绝对量，员工获得的效用总量也会逐渐减少，薪酬的激励效果也将慢慢减小直至为零。要想得到最初的激励效果，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工资增加的绝对量。但是在现实工作中，货币薪酬很难保持不断增加的状态，所以薪酬激励后期，由激励所带来的业绩增长不明显。
综合以上阐述，在薪酬激励研究中，存在两种主要观点，其一，隐性激励-标准声誉理论和显性的激励一货币薪酬激励，均会激发员工积极能动性，使得监事积极主动行使监督职能，对董事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及时制止，从而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其二，货币薪酬激励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激励手段，到激励实施的后期，效果并不明显。因而为企业带来的业绩增长并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对我国监事会中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提出以下假设：(l)H3a,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与企业业绩正相关：(2)H3b,即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与企业业绩不相关。
3.1.4监事会成员的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政治关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和公司治理问题。政治关联是企业社会关系的一种，常被用来表示企业与当权政府之间的隐形关系。通过对政治关联研究的逐步探索，学者们开始从企业管理者的经历视角来界定政治关联，并认为可以依据企业高管是否具有政府从业经历或者是否与政府官员具有紧密联系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国外学者Fisman以印尼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出其与掌握国家政权的苏哈托家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价值的结论。Tahoun通过研究发现，包含在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企业在投资组合中会得到更高且更快的援助。Shleiffer研究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隐形关系并不总使企业获利，偶尔会出现股东和监管企业的官员之间利益不同，这会导致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投资时追求的是政治目标或私人获利而非经济目标，最终会降低企业业绩。
在中国，由于存在“差异模式”，人们可以深刻理解“关系”的特殊含义。作为个人，通过关系完成任务很容易的。同样，公司的管理人员拥有良好而广泛的社交关系网，可以使业务进展更加顺利。中国制度变迁和改革的特点是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共同演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党政部门与企业互动中形成的共同而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本文中将这种社会关系称为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将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经济利益和市场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研究方面，Krugman&Hendrischk认为政治关联受到经济的合理性、文化规范和社会传统的影响。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形态，并构成了不同的社会资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传统观念影响深远，造就了中国企业社会资本的多种形态。企业的政治关联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伴随着我国官僚历史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能为行动者带来机会、资源和利益。在经典文献中，社会资本被看作是一个机会、动机和能力的集合体。例如，从能力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获得。从机会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源配置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谁有机会谁就能获得重要的社会资本■国内硏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建立的这种网络联系途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是人际网络在一个群体中发展起来的信任、合作和资源。与此不同，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二分法，即组织外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涉及内部关系的部分构成社会资本的“连接”形式，而对外关系的部分称为社会资本的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成“桥接”形式。外部和内部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冲突，行为者可能在这两个方面均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须能够从外部获取资源以实现企业目标。
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以来，它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体系。通过全面的理论框架，来揭示社会资本的性质、来源、利益、风险、价值和偶然效应。只有在提供机会，动力和能力时政治关联才能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优势体现在信息共享、影响力和团结。社会资本调和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对立。从社会资本的概念中，得出社会资本能够产生价值。产生的价值能反映在企业的战略选择上面，也直接作用在企业绩效上。政治关系作为社会资本中的特殊形态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制度环境中的弱点，以有利的监管，更容易获得融资，获得市场保护，反竞争措施和税收优惠等形式的经济利益。总之，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有利于利用制度环境创造利益。因此，同等水平下，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能比政治上无关的企业取得更好的业绩。
基于以上的论述，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基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关联会为企业带来业绩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关联会存在股东利益与政治关联人员利益方向不一致，政治关联人员会为政治目标或者个人私利而分化企业目标，最终降低企业价值。因此，本文基于监事会人员的政治关联提出以下假设:(1)H4a,即监事会成员的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成正相关；(2)H4b,即监事会成员的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成负相关。
3.1.5监事会具备法律专业占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我国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监督职能，对公司业务活动进行检查；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的董事及高层管理者提出免除建议；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等职权。由此看来，监事会监督职能的行使依据是法律依据、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监督职能能否切实履行，其前提是监事要懂得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依据前人的研究，监事会成员除了掌握财务相关知识外，还要对法律知识有必要的熟悉。加强监督队伍建设，监事应充分发挥对董事和管理层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对企业重大业务风险的准确判断和预警。张呈林(2017)研究认为高工作要求和人员素质将严重影响监督效果的实现。首先是要严格控制人员进入关卡，对专业能力严格把关，不能降低标准，保持一定的水平，按照选择董事的求选择监事。第二，科学地配合监事会人员的结构。具备高水平的知识的董事长的同时也应有专门的高级专业监事会成员配备。监事会成员根据企业性质，主营业务和风险，相应搭配财务、法律、工程、审计背景，形成互补性和专业化的团队，适当的人员结构，以满足监事会的作用需要，有助于进一步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三是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估激励问责措施。鼓励团队发挥作用，共同讨论重大问题的工作机制。张杰(2019)研究认为我们应该建立监管机构灵活的选任淘汰问责机制。目前，法律规定的当选监事会成员为股东或员工。作为履行监督职责的人，监事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和法律知识，才能胜任监事的职责。另外，很多公司都有隐藏股东，委托所有权的现象。因此，有必要改进监督者的组成。王继光(2019)根据公司法对监事职能的规定(如检査公司财务、监督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监事工作是对职业能力要求较高的工作，缺乏财务、审计、法律、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基本知识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综上所述，首先从监事会的职能出发，法律知识是监事的必备知识，然后，通过阅读文献，参考前人研究，得出监事拥有法律专业背景具有现实意义。据此提出以下假设：H5,即监事会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占比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3.1.6监事会平均年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年龄是监事会特征中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国内外学者对年龄与企业绩效也做过大量研究。黄晓飞等人通过对2003年四川省41家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司绩效与管理团队平均年龄呈正相关关系。WiersemaMF认为，管理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更会倾向于稳定的绩效，年长者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会导致其不愿意接受变化和新鲜事物，从而团队的行为决策更加稳定，规避风险；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小，成员会更愿意接受新变化，团队的行为决策越倾向于适时做出变革。肖久灵以2004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年龄平均水平与企业业绩负相关。陈伟民等人研究发现，年长的管理人员有较多的工作经验，对自己的工作更加熟悉，能更熟练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与此同时，随年龄的增长，管理人员也将积累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更有可能为企业带来稀缺资源和有效信息。有效的信息还可以使企业及时为未知的事件做好准备，以避免损失，或者抓住机会赚取利润。虽然年长者在工作中有优势，但年龄的增长也有弊端。管理人员知识结构的有效性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学习能力下降，这会导致管理人员的知识体系与时代脱节，无法有效指导实际工作。与年长者相比，年轻者对自我实现有更强烈的愿望，这使其更愿意承担风险并选择积极的发展策略。更多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年轻者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更好。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较年长的管理者拥有更多稳定复杂的社会关系，拥有更多的质量好且可信度高的外部资源以及信息渠道，这将会为企业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而且有助于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以达到提高公司绩效的最终目的。从企业家的年龄效应对认知能力和管理经验积累的角度来看，部分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家的有效作用取决于他们的各种工作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家将拥有更加丰富的认知能力和管理经验，他们识别外部市场机会和抓住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但是根据高阶理论，随着年龄的成长，年长者的行为决策更加保守，缺乏探险精神。企业家的年龄效应将导致他们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下降，这将对他们的微观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公司的进程。
综合以上阐述，本文认为团队中的年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不统一。基于监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l)H6a,即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关系；(2)H6b,即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关系。
3.1.7监事会中女性占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假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群体在各种场合越来越活跃，女性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男女平等的背景下，近现代女性在职场中崭露头角，并出现不少女性领导者。Adler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中有女性的企业业绩更好。Parson和Krishnan研究发现与女性高管占比较低的企业相比，女性占比较高的《财富》五百强企业盈余状况更好。周泽和陈宝杰等研究都支持女性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的结论。候淑华、李颖等研究也发现一定数量的女性高管参与高层管理将有助于提高
企业绩效。在研究中发现，经营业绩好的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公司，并对这一现象做了进一部的研究，发现虽然公司的女性担任高管职务，但在公告发布后，公司的超额收益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公司只做出增加女性员工的改变以迎合外部政策要求，但不赋予实权。由此得出结论，公司中增加女性不会导致公司业绩发生变化。
平衡管理中的性别尤为重要，女性优于男性的特征是谨慎细致的工作。在审查文件和数据处理时将更加确保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女性监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性别多元化的背景下，女性监事可以充当润滑剂，以拓宽监事的思想，促进顺畅的沟通，对公司业务进行有效监督。当女性成员人数大于或等于3时，公司业绩将得到明显的提升。张娜和彭苏勉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整理发现，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女性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张娜和关忠良等以14家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成员对银行业绩具有积极的作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以及对前人文献的思考，得出目前对于女性管理者与公司业绩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女性与公司业绩不相关；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女性管理者占比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基于此提出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的假设：（1）H7a,即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有相关性；（2）H7b,即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无相关性。
3.2回归模型设计
本节以A股上市公司监事会特点和国内外监事会现状研究为基础，首先阐述了研究的数据来源，对研究的变量进行详细说明；然后建立了研究的回归模型，最后阐述了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剔除。为统计分析以及验证假设做准备。
3.2.1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截取时间窗口为2007-2015年间在中国上市的公司，选取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财务指标选取的时间节点为2017年年末。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以及信息的相对完整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的筛选：第一，由于金融行业会计制度具有特殊性，不便于与传统制造业对比，所以删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第二，删除了在样本段期间被证监会ST、*ST的上市公司样本；第三，删除了监事会成员特征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第四，删除了在样本段期间进行主营业务变更、资产重组等事项的上市公司样本。经过筛选后，最终样本中包括307个样本公司，共获取了3377个有效观测数据。本文中所釆用的监事会特征数据以及公司治理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CASMA数据库。
3.2.2变量设计
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定义各变量，解释监事会七个维度的衡量测算方法，分为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成员平均教育程度、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政治背景、具备法律知识占比、平均年龄和女性占比；基于前文的理论基础本文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由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表示；控制变量由企业规模、偿债能力两项指标进行控制。
3.2.3建立模型
为了检验监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可能影响，我们将衡量公司业绩指标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监事会的七个特征SIZE、EDU、SALARY、PC、LAW、AGE、GENDER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企业总资产（ASS）和资产负债率（BAL）两个控制变量。建立基本的多元回归模型，具体研究模型如下：其中，RCU是被解释变量总资产收益率，物是随机误差项，"阮书3,§4,。5,，6丿7,伽历是模型回归系数，即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企业总资产〈ASS）和资产负债率（切Z）是控制变量，其他为解释变量。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推断监事会特征与总资产收益率的关系，进而得出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即检验上述监事会七个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假设。
3.2.4各变量的具体解释
本文将总资产收益率的波动作为被解释变量，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成员平均教育程度、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的政治关联、监事会成员具备法律知识占比、平均年龄、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为自变量，以资产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2.3.1被解释变量
结合第二章的理论基础，本文将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反映的是某个时间点的数值，而损益表中的数据反映了期数，所以本文最终采用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式为：
总资产收益率=2X净利润/（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 （3-1）
3.23.2解释变量（自变量）
（1） 监事会规模
对于监事会规模解释自变量，本文选取的是监事会中成员的总人数。
（2） 教育程度
关于监事会学历指标的选取，本文吸取了以往研究的经验，采用赋值法对监事会学历特征指标进行打分以表示监事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定量分析监事会的教育特征指标。
首先，本文采用1-5的虚拟变量，把监事会成员的学历分为五等：1）中专及以下，即最高学历是中专以下的监事会成员，赋值1分；2）大专学历，即最高学历是大专的监事会成员，赋值2分；3）本科学历，即最高学历是本科的监事会成员，赋值3分；4）硕士学历，即最高学历是硕士的监事会成员，赋值4分；5）博士学历，即最高学历是博士的监事会成员，赋值5分；
然后，本文根据每个监事所赋值的分数总和除以监事会总人数，来表示全体监事的学历程度和教育特征指标。
（3） 监事领取薪酬占比
对于监事会成员是否领取薪酬，我们依据以前学者做法，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赋值。如果监事成员领取薪酬赋值1,没有领取薪酬赋值0,然后计算每个样本领取薪酬总和，最后除以监事会总人数，计算得出领取薪酬占比。
（4） 政治关联
对于政治关联的测量，采用按照不同的政治层级，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中央层级赋值5,省级赋值4,市级赋值3,乡镇赋值2,其他地方赋值1,无则赋值0。将每个样本的政治层级汇总比较。分值越高则说明政治背景越强大，越能够及时抓取到政治信号。
（5） 具备法律知识占比
关于法律背景方面，根据在CSMAR数据库中査询到的每个公司中监事的专业背景，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方法，监事会中如果存在法律专业人士则赋值1,不存在法律专业人士赋值0。将每个样本的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数汇总，并与总人数作比，求得法律专业人士在监事会中的占比。
（6） 平均年龄
年龄变量指标选取的是公司监事的平均年龄，即根据在数据库中查询到的每个公司中监事的年龄，计算所有监事年龄的总和，再除以监事的数目。
（7） 女性占比
关于监事性别指标的选取，用监事会成员中女性占比来表示，即通过计算监事会中女性人数除以监事会总人数得到。
323.3控制变量（自变量）
（1） 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公司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由于财务杠杆作用的存在，公司的经营理念、方式等都要受到资产负债率指标的影响。依据企业中借债筹资的比例，值越大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弱，最终影响到公司的业绩。袁卫秋以90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表明公司业绩将受到短期债务的显着负面影响。Alexei（2010）认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能够证明短期债务比率越高，将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更多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
（2） 企业规模-总资产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企业规模对其业绩表现有一定影响。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可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实施成本战略抢占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因此，本文釆用以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釆用观测年初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其表示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3.3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理论阐释以及对前人研究的学习，分别对本文所选取的监事会特征进行简明分析，对监事会规模、平均教育水平、领取薪酬占比、政治关联、具有法律知识占比、平均年龄、女性占比提出以下假设：
为检验假设是否具有科学意义，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设计。首先，对实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并对样本数据进行解释；其次，设计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最后，对模型以及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解释。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科学基础。
第4章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第三章的假设和回归模型的建立，本节依次釆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观测样本数据的特征并检测是否存在异常数据；相关性分析检验自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各自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用方差膨胀因子分析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将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对回归结果进行穏健性检验，证明模型的可靠性以及结论的稳定性。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数据经过筛选和剔除后，最后得到有效观测数据3377个。描述性统计分析用以测量样本数据的个体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整体特征，目的在于找出是否有影响实证检验的异常值，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变量。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之前，对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下表4-1：
表4-1描述性统计图
为了方便观测，以上的数据是保留了三位小数的近似值。从表4-1可以看出，监事会规模的平均值是4.912,监事会规模的最小值是3,监事会规模的最大值是14,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上市公司的监事会规模基本符合我国法律对于监事会规模的要求，监事会的平均规模接近于5,标准差2.149,说明我国近年来监事会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教育程度的最小值是1.333,教育程度的最大值的5.000,教育程度的平均值是3.300,标准差为0.732,中位数3.333,中位数与平均数接近，以上说明我国监事会的教育程度集中趋势是本科以上的水平；监事会中成员领取薪酬占比的平均水平是0.68,一半以上的监事成员领取薪酬，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1,存在不领取薪酬的监事成员，说明将薪酬比例作为自变量是恰当的；政治关联强度的最小值是0,政治关联强度最大值是41,政治关联强度平均值是3.026,说明釆集的数据比较适合用来分析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监事会中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员占比的平均值是0.075,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0,从总体上看，我国监事会中具备法律知识的成员比例相对很低，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监事会成员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监事会总体的法律知识薄弱；监事会成员总平均年龄的总体均值是49.548岁，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最大值68.25岁，监事会成员年龄平均最小值28.333岁，说明我国监事人员的年龄主要集中在50岁左右，而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担任监事会的年龄要求为18岁以上，这表明我国的监事会成员在选举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年龄较大的人担任监事，我国法定的男性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退休年龄是55岁，并且按照2018年的新政策，在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该统计数据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监事会中女性的比例平均值是0.241,女性比例的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0,该数据反映了我国监事会在注意监事会成员中性别的多样化，有的公司监事会成员全部是女性，也说明女性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受到一定的重视。
4.2相关性分析
通过Eview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由表4-2以及表4-2续所示，总资产收益率（ROA）与监事会的七个特征的相关性为：EDU（监事会平均教育水平）、PC（政治关联）、AGE（年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398、0.23275、-0.23446,说明平均教育水平、平均年龄两个特征在0.01的水平下分别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监事会政治关联在0.01的水平下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SIZE（监事会规模）、GENDER（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负相关，但是不显著；SALARY（领取薪酬占比）、LAW（具有法律知识占比）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并不显著。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与总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ASS（总资产对数）、BAL（资产负债率）与ROA（总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9684,-0.61078,ASS（总资产对数）与总资产收益率为负相关，但是不显著；BAL（资产负债率）与ROA（总资产收益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明一个公司的总资产对数越大，越偏好负债经营，换言之，公司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借入大量贷款来经营。
从总体上看，上述模型（1）中涉及到的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并不高,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均低于0.5）,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的
变量选择较为合理。
表4>2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4.3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确保实证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对对各自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了检验。
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越小表示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越小。普遍认为当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的时候，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根据表4-3方差膨胀因子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样本数据各变量之间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3.222279,各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足以说明模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3方差膨胀因子分析
Figure4-3AnalysisofVIF
4.4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4X回归总体参数
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文提出的相关假设，本文对因变量A股上市公司绩效指标与反应A股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的自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前文建立的模型，使用筛选后的样本数据，通过Eviews9.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4和表4-5所示：
根据表4丄的回归总体参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方为0.40447,调整后R方为0.386423,拟合优度不是特别高。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企业绩效的表现受很多因素影响，监事会特征只是众多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监事会特征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其他因素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从而导致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偏低。根据表4-5方差分析结果，回归模型的F值为22.41,P值为接近0,方程总体通过了F检验，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是显著的，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除此之外，本文主要研究A股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是构建A股上市公司绩效的标准计量模型，尽管R方不是特别高并不影响自变量对模型的解释程度，进而也不会对分析回归结果造成影响。
下表显示了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以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其中，监事会教育平均水平、政治关联强度和监事会平均年龄等三个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10%的检验；但是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成员领取薪酬比例、监事会具备法律人员比例和监事会中女性比例等四个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10%的检验。
表4-6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检验Figure4-6Regressioncoefficientandsignificancetest
通过以上表格还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监事会的规模(SIZE)与公司绩效存在不显著负相关关系
监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是-0.0017,显著性检验P值为0.2614,大于0.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没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假设Hla、Hlb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监事会规模越大，监事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者就越多，导致监事会的最终行为决策难以明显影响经营业绩；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对于公司的经营治理等方面的问题能够凭借股权的相对优势进行操纵，导致监事会规模的大小不会对公司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因此两者关系不显著。
（2） 监事会教育平均水平与企业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监事会教育平均水平的回归系数是-0.0084,t统计量是-2.032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结论验证了上述H2b的假设。教育水平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但是此结论并不证明教育水平越高公司绩效越差。原因一：在于雇主通过学历信号得出雇员的生产能力、工作能力等来配置公司人力资源的体系并不完善，尤其诸如监事会等非技能岗位中存在学历信号失真的情况，即高学历并非等同于与工作相匹配的高能力和高素质，学历与能力并非完全一致；原因二：根据人职匹配理论，公司一味追求面子，而导致在招聘时过多的重视员工学历，而忽略了人员与岗位的匹配程度，各种职业因其工作性质、环境、条件、方式不同，对员工的能力、知识、技能、性格、气质、心理素质等有不同的要求；原因三：基于素质冰山理论，假如没有良好的工作动机，价值观和其他相关的品质支持，能力越强，知识越全面，反而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越大。
（3） 监事会领取薪酬占比与公司绩效存在不显著关系
监事会领取薪酬占比的回归系数是0.0092,显著性检验P值为0.3443,P>0.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监事是否领取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这与H3b假设一致。货币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随时间累积，除非企业不间断地为员工增加薪酬，否则难以维持长久的激励效果，致使员工短暂的工作积极性不能对公司业绩产生明显影响。回看上一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推测我国超过半数的监事会成员在领取薪酬，不领取薪酬的比例很小；随外部独立董事的引入，以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建设等，使得很多公司的监事会处于尴尬的地位，更多的监事会成员仅仅是为了享受薪酬待遇，并不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另有兼职监事，从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监事会内部薪资制度不统一，导致内部竞争氛围小，可能造成监事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足。
（4） 监事会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显著性相关关系
监事会政治关联强度的回归系数是0.0012,显著性检验P值是0.055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验证了H4a的假设。说明监事会的政治关联度越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越大。这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越接近权力中心，表明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而且对于企业能够从外部利益相关者那里越能够获取更多的所需资源，政府补贴，政治信号，越容易获取债务融资等。这体现了监事在有效监督公司业务时，利用自身政治优势，能够对公司的业务进行及时匡正督导，虽不能直接为公司创造价值，但是能避免损失，从这层意义上监事会对总资产收益率起正向作用，促进公司业绩。
（5） 监事会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人员比例与企业绩效成不显著关系
监事会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人员比例的回归系数是0.0097,显著性P值为0.599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检验。H5的假设不成立。对此做出的分析是：我国在财务相关资格评价中包含部分法律知识，弥补了监事会中缺乏法律专职人员的缺陷；对监事会的传统观念所致，监事会在公司中形同虚设，即使监事会中有法律专业人员，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难以有效监督公司业务，对公司业绩影响不显著。
（6） 监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
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的回归系数是-0.0009,显著性P值是0.0967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统计学上具有统计意义。支持了H6a的假设，监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实验结果，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分析：第一，年龄越大，社会关系网络越发达，关联的利益群体越多，越倾向于规避风险，影响理性行为决策的做岀，对公司绩效产生消极影响；第二，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供其选择的工作机会越少，任职较稳定，薪酬越来越高，但是工作绩效是随年龄的增长在不断下降，因为一般人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速度、敏捷性、力量和身体协调性上逐渐衰退，进而影响对公司的贡献量。因此，监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关系。
（7） 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呈现不显著负相关关系
监事会中女性占比的回归系数是-0.0045,显著性P值是0.7006。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该结论的分析：其一，依据罗宾斯对组织中性别多元化的论述，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离职率和缺勤率，女性群体由于诸多家庭原因，抚养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等肩负更多的家庭责任，从而对公司的工作承诺较低，对公司的激励措施，不能给予良好的反馈；其二，女性群体较男性群体一般较重感情且富有同情心，在遇到棘手的原则性问题上有可能母性泛滥，不能顺利理性控制，影响工作生活中行为决策。其三，虽然逻辑上的性别差异往往比许多其他个体差异的影响更接近于零，但在人类行为和价值优先级方面，性别差异通常似乎不是很小。例如，在恋爱关系中，男性通常更喜欢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旅行。女性相比之下,不在乎他们所做的事情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是否有深刻的交流。在人类行为中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男性比女性更重视的成就感，他们更愿意做有成就感的事情，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而女性比男性更仁慈更保守，她们倾向于从别人对自己的体贴中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在工作中需要更多的理性而不是更多的仁慈，相比之下似乎是男性的成就感更有利于工作。虽然男女存在性别差异，但是依据回归结果得出，在监事会工作中女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并不明显优于男性。
4.5稳健性检验
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监事会教育平均水平与公司的经营绩效显著性相关、监事会政治关联强度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性相关、监事会平均年龄与公司绩效显著性相关。为了使研究更具说服力，研究结果更可靠，本文釆用置换因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选取了每股收益EPS作为稳健性检验，来替换因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替代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4-7
通过表4-7可以看出：虽然在置换因变量之后个别控制变量的显著程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各个解释变量与置换之前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与表4>6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监事会平均教育水平（EDU）、监事会平均年龄（AGE）与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关系；监事会政治关联（PC）与总资产收益率（ROA）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显著水平依旧维持10%；监事会规模（SIZE）、监事会中女性占比（GENDER）与总资产收益率（ROA）是不显著负相关关系；监事会中领取薪酬占比（SALARY）、监事会中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占比（LAW）与总资产收益率（ROA）是不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置换因变量之后与置换因变量之前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穏健性。
本文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105个样本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准确性。利用第三章建立的回归模型（1）对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如下表4-8的回归结果。釆用缩小样本范围进行检验后，发现有部分自变量的显著程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监事会的平均教育水平（EDU）和平均年龄（AGE）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回归系数符号相同；政治关联（PC）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并且回归系数符号相同。与上述结论相一致，本文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8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4.6本章小结
首先，本章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检验了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其次，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再次，对数据进行方差膨胀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适宜做回归分析；经过多重检验后，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支持了多元回归分析的科学性、合理性；然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评价指标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结果，对第三章提出的假设做出验证；最后，基于回归结果，对回归做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第5章研究成果和结论
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国情，如何通过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来提高公司的业绩，己成为公司高管关注的问题，也是公司股东，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监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加入了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监事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的政治关联、监事会成员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占比、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七个变量，使得对监事会特征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更加的系统和全面。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了沪深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5年上市的公司样本数据，从监事会规模、平均教育水平、监事会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政治关联、监事会中具备法律知识的占比、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监事会中女性占比七个方面的监事会特征对公司业绩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激励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构建了多元线性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重要的研究结论，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同时对本文的不足之处进行展望。
5.1研究成果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本文通过对我国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本文对监事会平均教育水平，监事政治关联，监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监事会教育程度、政治关联和平均年龄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监事会的教育水平、政治关联和监事会平均年龄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性相关关系，为监事会人力资源科学合理配置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本文通过对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中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中具有法律背景占比和监事会女性占比四个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提出假设，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中领取薪酬占比、监事会中具有法律背景占比和监事会女性占比与公司业绩没有显著性关系。
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讨论了监事会的特征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是从监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看，两者呈现弱负相关。A股上市公司在相对集权的制度下，应注意监事会成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选择相对精简的监事会规模，确保监事会充分发挥作用。应尽量避免监事会人员冗余，形成管理成本的负担。
(2)依据监事会成员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提出对监事会人才招聘方面的建议，招聘者应更多的关注应聘人员的能力与岗位的匹配，不应过多的关注学历的高低；加强对企业的文化建设，注重道德素质建设，增强内部凝聚力；企业要给予监事会足够的重视，让其切实履行监督职能。
(3)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看，监事会中领取薪酬的比例与公司绩效不成显著相关关系。但是从回归系数看，两者存在不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薪酬激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显著。建议企业相应管理者加深对薪酬激励的理解，在给予一定的薪酬奖励后，将薪酬奖励与员工对企业的贡献联系起来，让员工认识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引导员工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重视监事会的职能，赋予监事会应有的监督职能，并与绩效考核挂钩，与薪酬挂钩。
(4)监事会的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该结论主要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积极作用。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镶嵌在社会结构中，企业作为社会结构中诸多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自身的威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走在行业的前列，逐渐积累社会资本，获取更多的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财富；政府要关注当地企业状况，并实施相应的政策扶持，给予指导。
(5)监事会成员中法律专业知识的占比与企业绩效不显著相关。从回归结果看，两者有不显著的弱的正相关。结合描述统计，法律人员在监事会中的比重仍然较少，企业建议在选任配备监事人员时，除了财务知识指标外，将法律知识也作为一项衡量的基本指标，优化监事会队伍的配置。
(6)监事会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企业要注意组织中人员年龄结构的多样化。较年长的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质量好且可信度高的外部资源以及信息渠道，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年龄小者工作效率高，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灵活敏捷，协调性强，但缺乏工作经验。因此，在公司确定监事会成员的过程中，不应该只看到年龄大的监事人员的优势，也应该看到年龄大的监事的弊端，充分权衡由监事年龄会给公司带来的利与弊，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配备公司监事会人员。
(7)监事会中女性比例与企业绩效不显著相关。根据监事会女性比例的回归系数看，两者呈现弱负相关。虽然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离职率和缺勤率，对公司的工作承诺较低，但是女性做事细致认真，耐心，重感情且富有同情心■所以监事会中性别多样化，能够弱化因为性别差异造成的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对政府而言，应当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强化监事会的执行能力，使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改善大众对监事会的普遍看法，可以通过将监事会业绩考核指标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企业信用等级相关联，进而引导企业内部与外部对监事会的重视；对监事会中的兼职人员比例不能超过多少，应有所规定；应当寻求探索优化监事会治理的具体指标，如设置最合适的监事会规模，对监事会人员的选任资格给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专业背景，相关的财务人员，法律人员，金融背景人员应如何配备，可以通过官方机构制定一些诸如监事会从业资格证书考试，监事人员持证上岗，从而对我国监事人员的任职资格起到规范以及引导作用。
对企业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监事会选聘机制，在考虑教育学历的前提下，更多的关注应聘人员的能力是否与监事岗位相匹配；企业要认识到监事会政治关联能够使公司价值提高，应充分利用政治关联为公司赢得更好的发展资源，应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勇于科技创新，做行业的领头人，争取机会建立自己的政治关联，为企业赢取更多的资源；企业在组织监事会时，应注意监事会中性别多样化和年龄多样化，多样化会形成优势互补，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在实施监事会薪酬激励措施时，注重薪酬保健之后的激励手段，将员工对公司贡献的认知度提高，声誉机制与薪酬激励机制共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5.2研究展望
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监事会特征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可以看出对监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关于监事会与公司业绩实证研究主要基于监事会制度展开的研究。本文将规范与理论相结合，利用这种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但是还是存在很多不足：
(1)监事会特征指标选取上的局限性。监事会的特征包括的指标很多，本文只是从中选取了几个比较有研究意义的指标进行研究分析，可能会给相关的实证分析界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其他未被选取的衡量指标并不是不影响被解释变量，可能会随着公司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样本数据的釆集会存在差异,数据的处理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小部分数据收集并不完整，这对数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和数据处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公司业绩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在进行公司业绩指标衡量时，所获得的财务指标数据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此外，由于各种因素，本文釆取的财务数据是一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可能不足以反应整体趋势，存在一定的弊端；从样本数据的角度，以后对监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可以釆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增加样本的时间跨度，这样可能会使得研究更加全面；积累更多的样本量。在解释变量选取上，可以扩展监事会的其他特征，深度研究监事会特征等微观因素对全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而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提供方向。本文釆用单一解释变量来衡量企业绩效，至今理论界尚未研究出一个完美的能够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起来统一对公司绩效进行评价，这可能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3）公司业绩影响因子包括监事会特征，但不仅限于监事会特征。本文的研究只考虑了监事会自身因素和两个控制变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基于微观层面的探索。而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都是方方面面的，国家政策、经济的发展、社会变革、科技发展都会影响公司业绩。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入宏观因素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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