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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呈现出战时文学的诸多特点，特别是在地域空间上，现代文学的中心发生转移，以往相对集中的文学力量也开始播散到若干不同的区域。当然，作家的迁徙与聚合也很快形成了某些新的中心地带，这也是既有研究中已经受到普遍关注的论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被民族解放战争所激活的一些边缘文学地带仍然有不少可以拓展和探寻的对象与空间，创刊于福建永安的《现代文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现代文艺》为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和青年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声平台，不仅培育了不少文艺新军，还极大地促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学发展。《现代文艺》追求兼容并包的编辑方针，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并重，参与了当时的一些重要论争，也为文坛留下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本文对《现代文艺》作整体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是对《现代文艺》的整体概述。首先，本文从40年代的抗战背景和出版环境出发，梳理刊物的生成及发展过程，分析其成功坚持三年之久的办刊经验，并解释它最终停刊的原因。其次，本文结合编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别研究刊物的定位方针、编辑策略及出版发行，通过对编辑和作者两大群体的分析，勾勒出《现代文艺》的基本轮廓。
第二章重点研究《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刊物以长论、短论和书评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抗战文艺论争之中，本章主要分析刊物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提倡，如何强调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刊物对培植文艺新军的重视，进一步说明刊物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对抗战文艺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第三章重点分析《现代文艺》的文学创作实绩。小说方面，主要对其题材和主题进行分析，研究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觉醒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刊物中的诗歌和散文，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还有着较为多样的艺术追求，因此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本章将从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入手，进一步探索刊物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色彩。
第四章主要分析《现代文艺》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现代文艺》带动了东南地区的文学发展，也加强了与其它地区的文学交流，还通过挖掘和培育新人，为抗战文学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另一方面，刊物存留了抗战文学某一侧面的印迹，
也是文学史现场的某种再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现代文艺》的整体研究，有利于我们丰富对抗战文学的认识，同时
也为我们研究区域文学，了解东南地区的文学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现代文艺》；区域文学；抗战文学
绪论
一、选题意义
近代以来，文学发展迎来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时代。报纸和期刊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及传播手段，文化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读者群体进一步扩大，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对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报刊的出现也促进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文学发表的主要载体，报刊是记录文学发生与发展轨迹的第一现场，其中保留着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因此，报刊硏究有助于我们还原文学生态、回到文学现场，也会丰富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正如唐強所说：“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①抗战时期，出于新的时代课题的需要，大批文学期刊纷纷涌现，成为文学传播最为重要的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共创刊发行1177种气可见，考察这一时段的文学期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文艺》作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艺期刊之一，发行量高达一万份，从1940年4月创刊至1942年12月停刊，存活时间接近三年之久，虽然远非战争期间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但在抗战期刊中也是相对突出的，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该期刊属于综合性刊物，内容全面丰富，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并重，发表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与散文大多反映现实，参与到抗战实际中，理论批评和书评一类紧紧围绕当时文艺界存在的论争，参与讨论，表达立场，提供了一个了解某些现代文学论争的具体视角。此外，该刊还有“作家短简”一栏，以书信形式让身处东南一隅的读者了解大后方作家最新的生活和创作动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可以说，《现代文艺》是抗战统一战线在文艺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丰富文学史研究中对于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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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文学诞生以来，文化中心一直位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直到抗战时期，才开始向武汉、重庆和桂林等地转移，这些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始终是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重点，而东南地区由于文学发展相对薄弱，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现代文艺》创刊于偏远的福建山城永安，它在“发刊词”中表明，期刊创办的目的在于“建立起战斗单位”，改变东南地区落后的文化局面，为读者输送精神食粮，培养“新的文艺战士,'，为实现这个目标，编者积极向各地文艺工作者约稿，在这个刊物上，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士，如巴金、靳以、李广田、何其芳、艾青、张天翼、艾芜、冯雪峰、王西彦、邵荃麟、葛琴、骆宾基等等，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像郭风、彭燕郊和高岗等人当时都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他们受到该刊的鼓舞，将《现代文艺》作为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在编者与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现代文艺》成为东南地区最具文艺实绩也最具战斗性的文学期刊，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学发展。可见，对这份刊物的研究可以在空间上填补过去文学史相对忽略的一个区域，《现代文艺》作为抗战时期区域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对于丰富和拓展既有的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现代文艺》的研究极少，系统的整体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对《现代文艺》某一侧面的研究。薛晨曦的《〈现代文艺〉理论建设评述》从《现代文艺》中的理论文章入手，对其进行总结与评价，他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典型形象的创造等方面对其中的文章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并指岀虽然有些地方存在着片面的认识，但总体上，大部分的理论文章都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也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问题，同时还积极参与到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中，强调创造民族形式的重要性。最后，作者认为，《现代文艺》“通过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讨，促进了抗战文艺创作，丰富了新文学的理论宝库”七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刘军与王文兵的《作家书简与〈现代文艺〉》以《现代文艺》上刊登的十八封作家书信为
（二） 作家回忆性文章与纪念性文章当中对《现代文艺》的介绍。王西彦的
《野火的联想一一关于〈现代文艺〉的回忆》记录了《现代文艺》的创刊缘由和创刊过程，回忆了自己如何成为该刊的主编以及编辑刊物的经历，包括编辑环境的恶劣与刊物发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并对刊物各个栏目的设置形式和设置意图做了具体说明。王西彦的另一篇回忆性文章《山丛里的篝火一一〈乡土•岁月•追寻之十〉》以更加翔实的语言描述了他从创办、主编以及最终离开《现代文艺》的经过，同时还回忆了自己在其中所发表的小说创作，仔细地剖析了小说的内容及其思想表达。可以说，这两篇回忆性文章对于《现代文艺》的创刊背景、刊物定位和编辑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王西彦的《我所认识的黎烈文》和《回忆荃麟同志》二文也紧紧围绕着《现代文艺》，回忆了主编刊物时与两人的交往及他们给予《现代文艺》的重要帮助。赵家欣的《燕江风雨一一回忆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在描述黎烈文对改进出版社作出的突出贡献时也部分提及《现代文艺》的基本情况，并认为它“始终坚持进步的方向”气
（三） 在研究与刊物相关的人员时，部分地提到《现代文艺》的情况，主要涉及的是黎烈文。吴国安和钟键英的《黎烈文在福建办刊成就》从建立编辑阵容、创建作家队伍、扩大发行渠道和精通各方面业务四个方面来阐述黎烈文在福建时期的办刊思想和取得的成就，每个方面都以《现代文艺》为例来进行说明。黄艳林的《抗战时期黎烈文的期刊编辑思想》从旗帜鲜明的编辑宗旨、层次丰富的办刊特色、积极组织刊登名家稿件和培植青年作家四个方面来阐明黎烈文的编辑思想，同样也提及了《现代文艺》的创刊宗旨、栏目编辑特色和所举办的新作家征文竞赛。林洪通的《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黎烈文》在论述黎烈文对永安抗战文化起到的主导作用时，着重强调了黎烈文对《现代文艺》的支持，除组稿、写稿和发行之外，还承担风险支持和保护当时进步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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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区域文学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是《现代文艺》当中作品的研究。作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现代文艺》创作内容丰富，作品紧密围绕当时的抗战主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叶志良的《1937-1945:战时东南小说创作散论》一文，在总结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小说创作时，《现代文艺》中的小说成为其重点研究对象。王嘉良的《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一书在介绍东南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主张时，以《现代文艺》中的小说和理论创作为代表，认为东南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主张，坚定不移地走民族化、大众化之路”“。
综上所述，虽然《现代文艺》部分地进入了某些研究者的视野，但关于《现代文艺》本身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还较稀少，大多为一些专题性、零散化的研究，总体说来仍停留在一个研究起步的阶段，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现代文艺》作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文学期刊，存在时间之长，发表作品的名家之多，刊物内容之丰富，皆说明该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有关《现代文艺》所展开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具有一定的开拓和创新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针对《现代文艺》的研究现状，本文将对其进行一个系统综合的研究，在对期刊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和编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还原《现代文艺》的整体面貌。
第一章《现代文艺》概述
《现代文艺》于1940年4月在福建永安创刊，由黎烈文任社长的改进出版社编辑兼发行，先后由王西彦和靳以为主编，至1942年12月终刊，共出版三十三期，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型文艺期刊之一。中国现代文学被有的学者称为“报刊文学”，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联，从现代文学发生伊始就与文学期刊相融共生，抗战时期，文学期刊更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迅速地、非常态地生存、发展起来，从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奇迹，一种堪称辉煌的文学景观”。①当然，在抗战时期这些数量庞大的期刊中，一大部分存活时间极短，有的甚至出版一、两期便遭停刊，而创刊于偏远山区的《现代文艺》不仅存活了三年之久，而且吸引了众多知名作家在此发表作品，期刊内容全面充实，质量颇高，对抗战时期的东南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被曹聚仁评价为“内容之充实，选材之精审，印刷之完美，要算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第一流读物”气这除了得益于时代与地理因素之外，更是离不开主编、发行人的共同努力以及所在地区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第一节《现代文艺》的发展概况
一、《现代文艺》的创刊背景《现代文艺》的创刊词中提及“我们的抗战文艺运动还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战斗单位……就文艺运动来讲，却依然偏促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等处，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大的土地"气抗战之前，北平与上海作为两大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出走，散落于香港、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创办刊物，发表文章，为宣传抗战而奔走呼号，并由此形成多个文化中心。邵荃麟指出：“今天的抗战是持久战全面战，在这个战争中间，中国将出现若干独立的抗日战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建立它的文化中心，然后才能使文化配合着政治而进行，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启蒙运动获得胜利的发展。”D为领导东南抗战文化运动，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以邵荃麟为书记，冯雪峰、葛琴、骆耕漠等为委员）在浙江金华成立，一大批文人也聚集于此，组建抗战文化团体，出版大量宣传品,抗战文化运动逐渐开展起来，金华成为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同时，也应该看到,整个东南地区，除金华之外，其它区域（如福建省会福州、江西省会南昌）的文学期刊数量极少（如下文表一所示），难以承担宣传抗战的重任，而抗战的深入进行则要求抗战文化运动深入到每一地区。另一方面，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战局出现变化，国民党强化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政治高压，金华这个文化中心的形势日益严峻，急需开辟新的文化战场，因此，邵荃麟决定让王西彦到福建永安创办《现代文艺》，“利用福建的条件来开辟这块新的战斗阵地，办好这个东南地区颇为重要的文艺刊物。”②《现代文艺》这份承担时代使命的战斗性文艺刊物应运而生。从地缘上看，福建永安在抗战之前只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山城，但正得益于群山环绕、交通不便的地理优势，永安相比处于东南沿海而饱受日寇侵扰的福州而言，反而是一个适宜生存及发展的安宁场所，1938年，福建省府机关搬迁至此，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批文化团体及各类院校。聚集此地的民众中不乏文艺爱好者，处于偏远之地的他们渴望获得文坛的消息，了解文艺动态，及时阅读到新近出版的书籍作品，正如《发刊词》中所说：“试想他们在精神食粮过分缺乏的情况下是怎样的渴望着满足自己的愿望!”「同时，广大的东南地区也需要有一个发表作品、培植新人、为抗战呐喊、为文坛助力的文艺园地，与此相应，刊物的创办还包含着一个驱动力，那便是力图改变东南地区文学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
二、《现代文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沿革
《现代文艺》出版发行的时间正处于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办刊地点位于出版条件异常简陋、交通闭塞的山城之中，但该刊却坚持出版了三十三期，历时三年之久，这在抗战时期绝大多数刊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的现实情况下，实属不易，可以说，这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区位优势。永安地处闽西和闽中大山带之间，境内平原狭小，群山连绵，在军事上，多山的地形地貌阻止了日寇的地面部队长驱直入，也避开了敌机的远程轰炸，这一地理条件为《现代文艺》的出版发行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现代文艺》的编辑部安置在距离永安县城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庄的祠堂中，四周茅草丛生，虽然简陋，却易于隐蔽。在地理方位上，永安距离当时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金华较近，方便与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交流，在《现代文艺》创刊前期，当面临稿件来源不足的情况时，许多稿件都由金华的邵荃麟处寄来，地理上的接近使得金华地区能够支持《现代文艺》走过前期最早的艰难阶段；其次，永安与福建省会福州及重要城市厦门刚好大致构成等边三角形，为省府、文化团体和各类学校的迁入带来极大便利，这就间接为《现代文艺》提供了重要的作者群及读者群。另外，随着文化事业的转移，永安地区的出版、印刷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据统计，抗战期间，永安大小印刷所达到二十家气距离《现代文艺》编辑部的不远处，就有一家从闽南迁来的印刷所，刚好能够承接改进出版社的所有出版物。
政治优势。文化发展与政治环境历来密切相关，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发展，抗战时期更是如此，可以说，《现代文艺》的发展离不开
办刊人员上的因素。邵荃麟和黎烈文对《现代文艺》始终大力支持，1939年，为开辟新的抗日文化宣传阵地，时任东南文委负责人的邵荃麟写信给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提议在永安创办一个新的文学刊物，并推荐王西彦任其主编。据王西彦回忆：“我是赤手空拳到永安的。对改进出版社的情况既不熟悉，跟黎烈文更是初次见面，又完全缺乏编刊物的经验，唯一的靠山就是金华的邵荃麟同志。”①邵荃麟的提议直接促进了《现代文艺》的创刊，而且在刊物创办之初，他又事事亲为，亲自确定《现代文艺》的战斗方向及编辑策略，同时还组织稿件，在确定刊物能够成功创办而急需稿件的情况下，他不仅亲自写稿支持，而且还很快寄来包括冯雪峰、聂如弩、葛琴等人的一大批稿件，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可以说，《现代文艺》能够顺利创刊离不开邵荃麟的重要支持。另一位重要人物则是黎烈文，黎烈文曾主编过《申报》副刊“自由谈”，后又主编《中流》杂志，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抗战后应邀来到福建，并在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支持下创办改进出版社，编辑综合刊物。可以说黎烈文是处于《现代文艺》和福建政府之间的强力纽带，邵荃麟提出创办《现代文艺》的建议，由他去向陈仪请示，争取陈的同意，支持刊发进步作家的文章，不惜担当风险，在刊物遇到麻烦时，也由他向陈仪进行解释与疏通，请求保护。此外，黎烈文在处理大量繁杂的社务工作之余，仍不断地进行创作和翻译，在《现代文艺》上就发表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如长篇小说《第三帝国的兵士》、《伟大的命运》和《掷骰戏》等。
尽管《现代文艺》的创办获得各方的支持与帮助，但其一路走来仍充满坎坷,在政治方面，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官员的保护，但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仍然使得送审的文章经常遭受腰斩、扣留的厄运，不少作品难以发表。在经济方面，随着印刷成本及人力成本的不断飞涨，每期的亏累都极大。尽管面临印刷亏损的重压，但由于《现代文艺》一直深受大众读者的爱护与支持，刊物也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中，因而编辑部还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力量使刊物维持下去。在编辑人员方面，刊物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从1942年1月的第四卷第四期起，主编由王西彦改为靳以，个中原因王西彦曾有过解说：“也许读者会发现刊物上留有某些明显地为了应付政治压力的痕迹，我也不愿推卸责任。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年轻和经验不足，也缺乏战斗的韧性，并没有遭遇重大的挫折，我就轻易地放弃了那个阵地，离开了那个小小山城。”,'王西彦提及的“应付政治压力”实际上有具体所指，他指的是在《现代文艺》上刊登《我们的抗议》这件＜0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战争局势异常严峻的形势下，苏联的行为自然招致中国人民的不满，但此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刊物刊登抗议该协议的《我们的抗议》一文，只是想趁机借此掀起反共浪潮，以此来摆脱舆论界对其在皖南地区进行的反共军事行动的谴责，因此，在主编王西彦看来：“在这个关口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自然将招致进步阵营方面的惊讶和不满，至少会被认为是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的屈从。”頌果然《我们的抗议》刊登之后，不满的声音很快传来，甚至影响了一些热情寄稿的作者，王西彦为自己难以推卸的责任而自责，终至辞去主编职务而远走西南。自此直至《现代文艺》停刊，主编均由靳以担任。
三、停刊缘由
王西彦离去后，由当时正在福建师范专科任教的靳以接替主编职位，曾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的靳以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他以不同于王西彦的编辑策略为《现代文艺》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好景不长，皖南事变之后，永安的政治局
第二节《现代文艺》的定位与整体面貌
一、兼容并包的进步性刊物
抗战爆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坛的格局与走向，文学整体上呈现出战时色彩，在民族危机面前，以往曾经发生过的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性之争虽然并未真正停歇下来，但绝大部分作家都意识到：“为了救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中的一种，文艺家首先应当使用自己所最长于使用的工具，这是当然的，不过文艺并不是甚么时候都被需要着，作家也并不是除了文艺以外再没有别的救国门路。凡是一个普通国民所能做的工作，文艺家都没有权利把自己除外。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艺。”®作家普遍经历的大范围的流离迁徙生活，也使他们能够重新理解文学的社会作用与时代使命。诞生在这种战时背景之
围绕这个办刊宗旨，《现代文艺》刊登的多是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冯雪峰、张天翼、巴金、艾青等人，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进步的青年作者，如郭风、彭燕郊和庄瑞源等。期刊的编者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坚决批驳“与抗战无关”的论调，指出：“一个有肉心的中国人一一尤其是作为民族精神的鼓励者的作家诗人，难道他还能丢开抗战不管，独自去'轻轻的幻想’吗？难道遍地的炸弹与炮火还不能'唤醒''寂寞的旅人'吗？难道还要劝青年学生沦入'绝世的沉静’里去吗？”您因此，《现代文艺》的内容多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记录战争情状，揭露民生疾苦，歌颂抗战热情，体现出坚定的进步倾向。
在体现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同时，《现代文艺》也保持了一份文艺刊物对自身属性的自觉认识。比如在栏目设置上，刊物体现出某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在其征稿简则中提到：
1、 本刊系一纯文艺杂志，各种文艺作品，均可登载，不拘字数；与抗战建国有关之作品，特别欢迎。
2、 本刊不收文言稿件。
3、 本刊对于翻译，与创作同样重视；唯投寄译稿，请附原文。$
不难看出，编者力求把《现代文艺》创办成一个内容丰富充实的综合性文学刊物，它所设置的栏目中包含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翻译等各种体式，还有"作家短简”、“纪念特辑”和“新书评介”等栏目，在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尤其在交通不便，征稿不易的情况下，《现代文艺》能够尽量做到如此丰富全面，既体现出编者服务抗战的决心和勇气，也让人见出他们努力改变和提升东南地区落后的文学局面的愿望和信心。
二、编辑策略与刊物面貌
主编在很大意义上是整个刊物的灵魂，对刊物的方针定位、栏目设置和内容呈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文提到《现代文艺》曾历经两任主编，前期主编为王西彦，第四卷第四期因故改为靳以，不同的主编具有不同的编辑策略，《现代文艺》的前后期也呈现出风格相异的整体面貌，栏目设置的侧重点也各有所重，但总体说来，为抗战服务的创刊理念以及自觉注重发表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两点是前后一致的。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刚从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的王西彦匆匆南下，先后在温州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做民运工作、在长沙参加《观察日报》的编辑工作、到邵阳“塘田讲学院”任教，可谓经历了一段丰富的战时生活。时局动荡，短短几年间，决心为抗战服务的王西彦就已辗转全国各地，而正是这几年间的经历与见闻，为他编辑刊物和创作文学作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丰富的素材。在鲁南苏北前线时，他亲眼见到了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同时也目睹了实际存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罔顾百姓生死的政治丑恶，于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从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尽管人们在口头上说着'全民抗战'，笔头上也写着'全民抗战’，事实上到底是谁在抗战呢？'王西彦曾回到濒临沦陷的浙东家乡，看到过村民们被抽丁加税，惶惶不可终日的场景，使他更加深了这种疑问。正是受到这些见闻的影响，在确立刊物内容重心和批判所指时，王西彦首先想到的就是“究竟谁在抗战”这个主题，并在创刊号上刊登了自己的《死在担架上的士兵》和邵荃麟的《英雄》两篇小说，借此揭露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种种痼疾，又巧妙地回答了“谁在抗战”这个问题，引起读者的思考。之后，又相继发表了艾芜的《意外》、魏伯的《号兵冯玉珂》和谷斯范的《至尊》等小说，始终围绕和强化着“究竟谁在抗战”这一编辑主旨，试图警醒读者，更有效地宣传抗战。
在1940年《现代文艺》创刊之时，王西彦也只不过是刚从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作家，编辑和出版刊物的经验不足，据他自己所说，只凭着一股年轻人所有的“初生之犊”的勇气。在这种情形下，前期的编辑思路往往也是他和邵荃麟两人共同商议决定的，在王西彦看来，“《现代文艺》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
应该是以发表创作为主，每期都有两篇以上的小说，还有一定数量的诗和散文，这在编辑思路上是明确的。”'邵荃麟在刊物第一期出版之后，也来信提出意见，他一方面对创刊号的内容给予肯定，认为其不仅可以和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另一方面也针对刊物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形式方面，邵荃麟认为文章的题目和署名应该编排醒目，并希望能够在刊物上印出编辑者的姓名；在内容方面，他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思路：
一， 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介绍，以救济战后介绍工作的
缺点。
二，保持每期权威的理论文章，以救济当前理论指导的贫乏。
三，添加文艺批评与介绍，以救济介评工作的松懈一一特别是对东南作品的批评与介绍，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拔。
四，短论中各问题的提出应与全国文艺运动取得一致。-邵荃麟的这些思路给《现代文艺》带来了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并重的编辑特色,尤其在编辑理论与批评类文章时，《现代文艺》方式灵活，冯雪峰的《文艺与政论》、张天翼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石滨的《民族传统与世界传统一一民族形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和欧阳凡海的《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等长篇论文,固然是《现代文艺》的重头文章，但因为处于抗战时期，这类长篇专论不易获得,因此王西彦特别设立了“短论”一栏，这类短论篇幅较小，多为千字文，方便撰写，一般就新近发生的文艺问题发表简短意见，针对性较强。此外，《现代文艺》还专门设有“新书评介”一栏，因交通不便，桂林、重庆和香港等地的新书难以及时到达永安，为使东南地区读者尽快获得新的精神食粮，也为读者的阅读选择提供更多的参照，王西彦不仅创立此栏目，还几乎一手包办该栏的稿件，特别是着眼于作品的现实效果，王西彦重点评介了像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芦焚的短篇小说《无名氏》等一类作品。从这些长短不一的论文和不断推介的新著来看，王西彦在编辑思路上还是强调紧紧围绕当时文艺界的热点问题，通过《现代文艺》这个平台，呼应文坛重大论题，强调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倡民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南地区抗战文艺的发展。
在保持刊物主色调的同时，王西彦也十分重视《现代文艺》整体面貌上丰富
除了注重栏目设置的全面丰富之外，王西彦的另一编辑特色是注重刊物编排的灵活性。比如在具体格式方面，王西彦曾说：“我们不愿给自己制造固定的框子，而是尽可能多样化，例如目录和排次上，竭力顾到文章的意义和分量，有时也在字体上给读者以暗示，完全不掩盖主编人的观点。因此，发表理论文章时，也不一定都排在作品后面。”'纵览《现代文艺》的目录，可以发现，在王西彦主持刊物期间，一些他认为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文章，他会刻意地将目录中题目的字体放大，起到强调的作用，还会尽量将最想让读者重点阅读的文章排版在前面（如图二所示），例如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在王西彦看来，“《论典型的创造》是出于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手笔的一篇见解精辟的文章，它指出我们抗战文艺一个最基本的缺点，说明了我们的艺术为什么还不能带来典型和深刻的思想。希望读者注意细读。”®黎烈文翻译的梅里美的《投骰戏》也是被王西彦格外看重的一例，王西彦认为，这是一篇“'切中时弊’的作品。主人翁这种视气节重于生命，死后也不愿留下不洁的名声的人格，不就是我们抗战现阶段的一个可珍贵
的警示吗？在这时期介绍它是特别富有意义的”,°像这样的篇目在排版之时都被给予重点强调。此外，王西彦还设立“编后记”一栏，作为与读者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如前文所示，对于有份量的文章，不仅在格式上予以强调，还在“编后记”当中着意推荐，提醒读者加以注意。王西彦也善于吸收读者反馈意见，从“编后记”可看出，不少读者致信编辑部，提出各种意见。对于读者所提到的排版不足、封面笨拙、内容不够充实、希望多刊登小说等问题，王西彦都虚心接受，并力所能及地进行调整，体现出灵活的编辑策略。如果实在无法满足读者的要求，就说明当前面临的困难，解释缘由，真诚答复读者。王西彦充分地通过“编后记”这一形式，推介重要文章，预告最新作品，解释编辑意图，说明办刊困难，分享编读喜悦，这种灵活便捷的交流方式为《现代文艺》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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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彦辞去《现代文艺》主编之后，当时正在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靳以接任此职，相比“初生牛犊”的王西彦来说，靳以已经主编过《文学季刊》、《文学月刊》和《烽火》等大型刊物，此时也正编辑副刊《文群》，已积累了丰富的编刊经验和稳定的供稿来源。在他接编《现代文艺》之时，外部的政治环境已异常恶劣，文艺论文相对减少，“短论”一栏也已取消，代之以杂感及文艺随笔类的文章。靳以接任之后，理论文章更是极少刊登。与王西彦时期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栏目设置不再多元，刊物整体面貌较为单一，主要以小说、散文和诗歌这类文艺创作为主，并相对侧重散文和诗歌，相关篇目明显增多。对于这种变化，除了与外部政治环境有关之外，也与靳以的个人喜好密切相关，靳以“认为大刊物发表一些诗和散文，才能显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因此，在编刊物时，“总要给诗和散文以地位的”，「靳以自己喜欢写诗，也喜欢写散文，《现代文艺》中，就登有多篇他写作的散文，如《雾城远简》、《窗》，他也鼓励青年作家多写，方敬曾有过回忆：“在他用了我的诗后，一见面就笑着对我说：'大刊物也要发表诗和散文，多写点吧。’”2可见他对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喜爱与重视。
减少战斗色彩强烈的文艺理论文章，增加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和散文，这种情形是不是说明《现代文艺》不再是一个进步性的刊物？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靳以自己所言：“凡是我所编辑的刊物，都是被反动派查禁的，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我也不曾在反动派所主持的刊物上写一个字，更不曾和他们把酒言欢，或是有一个细胞和他们妥协过。靳以从开始文学活动以来就投身于偏于进步的现实主义的主潮之中，编辑刊物的方针也是如此，他在接任《现代文艺》主编之位时，尚在主编《国民公报》的文艺副刊《文群》，因此在《现代文艺》上也编发了许多《文群》作家群的作品，例如巴金、艾青、曾卓、李满红、绿原等人,这些都是来自于左翼阵营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大都宣传抗战，批判现实，追求民主，靳以选择在《现代文艺》上刊登他们的作品，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王西彦时期既已形成的为抗战服务的办刊宗旨，可以说，《现代文艺》的进步性质一以贯之，未曾改变。
三、作家队伍的构成
东南地区远离当时的大文化中心，散落在此地的文人学者不多，稿件的来源成为一个难题，《现代文艺》的编者常常需要写信到外地约稿。黎烈文和王西彦曾经具体商议了约稿办法，即约请各自的熟人时由个人具名，约请共同的熟人时两人一起具名。据王西彦回忆：“当时我在文艺界的熟人不多，知道在向外地作家约稿时不能单靠以编辑部名义发出去的信件，因此尽可能争取黎烈文的帮助，请求他单独或和我一起署名，给一些朋友们写信。有的朋友很快就寄来了稿子，有的即使不能马上寄稿子，也多半写来了回信。”"三十年代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一个消闲色彩突出、小资产阶级趣味浓厚的副刊革新成抨击黑暗、宣扬民主的战斗性阵地，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为他个人赢得很高的声誉，其间也结识了鲁迅、茅盾等在文坛具有号召力的进步作家，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因此，以他的名义写信约稿，很快就得到了许多文坛名家的回应，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像一开始尚未到达永安的靳以也是这些支持者之一，斬以在回信中说：“你办刊物，我们非常赞同，而且已经为你转去一篇稿子……以后当随时帮忙。”2楼适夷表示：“于《现代文艺》，当于此间友人处尽力拉稿。”③艾芜也表示：“叫我写文章，得暇即常赶好送上。”“一时之间，各类体裁的稿件历经千山万水，由各地送达东南一隅。因此，尽管《现代文艺》创刊于偏远山区，起初也尚不为人所知，但《现代文艺》上并不乏名家之作，刊物上的作者在此之前巳经广为人知的包括冯雪峰、张天翼、巴金、何其芳、艾青、骆宾基、臧克家、邵荃麟、艾芜、聂紺弩和穆木天等人，正是这些作家的存在，有力地确保了《现代文艺》的质量，促进了《现代文艺》的销量。
作为一个视野开阔、富有活力的刊物，《现代文艺》并不局限于这些文坛名家的作品，在其创办之初，就借《发刊词》表明，要利用这个文艺园地，“从各部门的工作群众当中挖掘新人”，“借这些新的文艺战士，表现出更广泛的现实”顾，刊物积极鼓励新人投稿，一再重申对新人作品的重视：“对新人的投稿，只要这些聚集于《现代文艺》的作家们既有现实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共同点，也在个人趣味和情感心理上不尽相同，作品的主题和艺术风格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在文艺批评上，作家们关注的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包括文学的本质问题、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和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等等。举例来看，冯雪峰坚持从社会现实出发，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他在刊物上发表的《文艺与政论》和《论典型的创造》两篇文章就是由此出发来探讨文艺的本质问题。邵荃麟当时担任政治宣传工作，更加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关注文艺大众化的普及，他的《从**风谈起》一文以销量好却与抗战无关的《**风》杂志为反例对文艺大众化尚未真正普及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抗战时期创作了著名讽刺小说《华威先生》的张天翼则更注重从小说的创作层面来探讨文学的理论问题，他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从如何对待外国文学作品和“旧瓶装新酒”两点入手来讨论文艺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并强调民族形式的重要性。此外，《现代文艺》的作者们还就文学作品的选材、不同文学体裁的运用和外国作品的翻译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文学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
在文艺创作上，虽然在抗战大背景之下，强调文学要服务于抗战现实，但不同的创作者因思想趣味不同,选取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也就不甚相同。战时文学中，行军打战的士兵是一般作家笔下最常见的描写对象，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报告文学，处处都闪现着士兵的身影。而对于王西彦来说，他最为关注的则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群体，因此他发表在刊物上的小说多是关于这两类人物现实命运可见，《现代文艺》的作家队伍在结构上兼顾名家与新人，编者在用稿上也充分尊重作家群体的创作个性，而正是这种富有活力的开明态度使得《现代文艺》真正做到内容新鲜充实、形式活泼多样，也使得这份刊物成为风行东南各省的畅销读物。
第三节《现代文艺》的出版与发行
“《现代文艺》岀版之初，出版社曾发出征求一万个订户的号召，后来这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出版之后，每期都供不应求，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加印，订阅者也在陆续增加。刊物也曾应读者要求，设法续印，将第一卷各期装订成合订本，一经发售便很快被一抢而空，而外埠读者却还源源不绝的寄款购买。抗战时期发行量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期刊《文艺阵地》销售量曾达一万六七千份，2以此为参照，《现代文艺》一万份的发行量对于远离当时大文化中心的东南地区来说实属难得。究其原因，刊物内容扎实，读者喜欢阅读是主要原因，但实际上也离不开《现代文艺》在出版与发行上的自觉努力。
1939年改进出版社在省政府主席的支持下由黎烈文创办，该社具备官办性质，再加上黎烈文的辛苦操持，改进出版社很快兴旺起来，在最初两年间编辑出版了包括《现代文艺》在内的六种期刊，《现代文艺》是六种之中最后创办的期《现代青年》创刊于1939年11月，针对青年群体，开辟了“中国与世界”、“科学知识”、“抗战与青年”、“史地常识”、“青年文艺”等栏目，受到全国青年的普遍欢迎，经常收到西南大后方青年朋友的来信，“表示他们或她们对于本刊的真诚的爱好和喜悦”，④每一期的《现代青年》都会在封底页上刊登新一期《现代文艺》的目录进行预告，借此争取更广泛的读者群。这些刊物之间相互宣传、相互帮助，大大地提高了彼此的知名度。可以说，改进出版社已形成一个期刊方阵,
《现代文艺》与其它各刊既有内容上的相互呼应，也有传播形式上的相互借重，从而不断强化着刊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
《现代文艺》创办于战争年代，如何冲破战时交通阻碍，从遥远的东南山区及时将刊物送达全国各地，这一问题一开始就摆在编者面前。为了解决和逐渐改善发行问题，出版方采取了一些具体策略，先是在各地分设营业处：“本社为推动福建战时文化事业起见，除在永安设立总社，编印各种定期刊物及丛书，陆续发行，以应各界需求外，并在本省各重要城市，分设营业处。”⑥后又设立函购股:“自抗战以来，交通多阻，各地出版物转运困难，致内地读者，对各地出版物，欲购无从。本社茲为内地读者方便起见，特设函购股，专为内地读者办理订购各《现代文艺》依托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和发行部默契配合，使之能够走岀小小山城，传播到全国各个角落，成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型期刊之一，同时也为我们考察战时文学刊物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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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确伴生着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这些思想激荡与观念冲突既反映出新文学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见出历史演进中某些社会需要与时代课题。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巨大的历史变动使得思想斗争越发激烈，文艺形势越发复杂，文艺论争也就比以往更加激烈，发生了关于“利用旧形式”、“暴露与讽刺”、"民族形式”、“与抗战无关”、“现实主义与'主观‘”等一系列问题的论争。创刊于此背景之下的《现代文艺》也积极参与到论争当中，特别注重理论建设，先后发表过六十多篇论辩性很强的理论文章，包括长论、短论、文艺随笔、杂感和书评，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这些文章在理论上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紧紧围绕现实主义这个基本命题，强调文学要深入生活实际，反映抗战现实，创造典型形象，强调形式创造和内容革新的密切关系，提倡民族形式，对抗战文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节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
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这个概念伴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而被提出，目的在于通过新文学与民族特色相结合，以此促进新文学在大众中的普及，使新文学真正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早在抗战之前，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但是当时由于作家们的生活视野相对狭窄单一，远离人民大众，无法将此设想真正地付诸实践，相关的理论探讨也未能深入进行，而抗战则为有关大众化的思考与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土壤。抗战开始后，由于社会动员的需要，文艺大众化又重新进入作家的视野当中，他们都意识到，要想借用文艺的力量来团结全民族参与抗战，就必须要实现文艺大众化，只有通俗易懂的作品才能普及到大众之中，为大众所接受，激发其抗战热情，但是问题在于，要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课题，“利用旧形式”的观点首先被提出，并引发一系列的论争，主要围绕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两个问题。而随着文艺大众化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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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一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②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形式”对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使文艺大众化目标的实现方向更加明确具体，于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对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统区，前期争论的焦点在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但争论双方都只是简单地以“民间形式”为衡量标准，存在着片面机械性的错误。随着“民族形式”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其它相关理论文章的发表，讨论逐渐深入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外遗产等更实质的问题，认识趋于全面深刻。《现代文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加入对“民族形式”的讨论之中，否定简单地利用旧形式，强调深入到生活现实当中，了解中国传统，并批判性地借鉴世界文学传统，从而创造出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能够容纳新内容的民族形式。
一、扬弃旧形式，创造新的民族形式
《现代文艺》在由“利用旧形式”到创造“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文艺大众化的核心问题》一文中，作者认为，运用旧形式并不是走向文艺大众化的惟一路径及全部内容，有些人提倡旧瓶装新酒，但是，任何一种新酒，尽管都可装进旧瓶中，可所有新酒却未必都符合老百姓的口味，例如已加以“改良”的地方剧，就不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原因就在于，虽然找到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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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凡海的《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一文，以发表在《抗战文艺》第六卷第二期的《八仙捉妖》为例，指出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为旧形式所俘虏的例子，在《八仙捉妖》中，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提倡迷信，但是他却为了创造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就以落后的封建迷信去迎合民众，汉奸成了天生的妖精，缺乏实际的内容，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向民众指出汉奸的具体的历史面目，反而还让民众简单地视汉奸为神怪，汉奸在民众眼里不再是斗争对象，仅仅沦为迷信思想中供人娱乐的对象。可以说，这样以利用旧形式来进行宣传的文学，实际上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欧阳凡海认为，在对旧形式的利用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民间”尾巴式的危险倾向，因此，要提倡民族形式，一方面，“要尽力克服'民间’尾巴的做旧形式俘虏的倾向，大胆指摘此种倾向的危险性”，另一方面，“要加强新文学的中国化”使新文学更加通俗化，从而走上合理的创作道路。
《现代文艺》对于新近的创作现象不仅停留在文学批评层面，也善于将之引向更深入的有关文艺焦点论题的思考。在王西彦看来，民族形式的问题决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针对《新水浒》（谷斯范著）的书评中，王西彦认为，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太湖游击队在成长中所遭遇的问题，写出了这支队伍自身的缺点和困难逐渐被克服的过程,通过考察《现代文艺》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参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知名作家在论辩中的具体态度。以张天翼为例，虽然他没有那么激烈地反对旧形式的利用，但他仍旧意识到了其弊端的存在，在他看来，内容和形式之间不是简单的依存关系，两者是会起化学反应的，要不折不扣地用旧形式将新内容表现出来，简直就是一个办不到的难题，如果能够天衣无缝地配合旧形式，只能说明所谓的新内容并不是新的，而是还存在着许多“旧渣子”，甚至有时是扭曲得变了质的有害东西。况且，民间艺术那些旧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可喜的是老百姓看到了这些新花样并且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些已经改变了的旧形式，可见''现在的老百姓的确不是不能接受新形式。并且一一训练他们去接受新形式，比到他们开始接受旧形式的那种情形，要顺利得多，自然得多，易于接受得多张天翼看到了民众当时的生活环境已经起了变化，审美观念及兴味也随之改变了，只要创造岀与他们现在生活相统一的作品，并加以耐心引导，那么对新形式的接受也就不成问题。张天翼认为，一谈到文艺的民族形式，就拿某一种旧形式来作为标准，从上述《现代文艺》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来看，他们对利用旧形式的问题的认识不再简单片面，而是能意识到旧形式的局限和弊病，旧形式不能更好地适应新内容，当然旧形式也可以被作为特殊时期的权益策略来看待。长远来看，要创造真正的民族形式，要写出真正的新的时代生活,必然不能单纯利用旧形式，而是要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
二、强调民族形式建构中内容的重要性
“民族形式”的概念，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的创造，它所表现的内容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内容决定形式，缺乏内容的形式只能是贫瘠和空虚的，创造“民族形式”，必须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与先进性，这主要来源于作家应该直面的现实生活。王西彦在《还是生活第一》中说道，对于民族形式的创造，“我们以为形式的新与旧不是根本，作品的生活内容的真实与否才是根本”L对于有人认为的应从中国的旧文学如《诗经》、《水浒》等中去学习创造“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王西彦以鲁迅为例指出，尽管鲁迅对中国古文学有着深湛的修养，但他能够创造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成功原因主要归结于他对生活认识的深刻，之后又以欧阳山为反面例子指出，对西欧文学的修养之深湛与否，也决不是能否创造民族形式的根本。王西彦认为，要描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和人物，先决条件在于作者必须是个中国人并且要理解和熟悉中国的人与事，否则，纵然熟读《诗经》、《庄子》，或者是莎士比亚和歌德，也于事无补。最后，他总结道：“文艺大众化也罢，创造民族形式也罢，一句话，还是生活第一。”2
《现代文艺》在论争中也自觉将问题引向深入，比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一文艺理论的重要论题正是这场论辩中需要关联的一个维度，在刊物所发表的《论内容与形式》一文中，作者首先辩证地分析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缺乏形式，三、接受世界进步的文学遗产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着世界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自然不能离开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认识与借鉴，同样的，如果排斥外来经验，拒绝接受世界进步的文学遗产，那么也无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文学。王西彦认为：“对目前文坛上所论争着的民族形式问题，我们的理解是不仅仅扬弃中国的旧文学的传统，而且同时应该接受世界的丰富、进步的文学遗产。因此，对世界优秀作品的介绍是一件异常重要的工作。”②作为《现代文艺》的主编，王西彦不仅从理论上强调接受世界进步的文学遗产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也一直致力于引进外国优秀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艺》几乎每期都会刊登翻译作品，也有专门的特刊介绍外国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这种理论认识和文学实践上的共同努力确实也给予了新文学以有益的营养，滋养着《现代文艺》的万千读者，同时也给予《现代文艺》的广大作者以灵感，以实际行动促进了民族形式的创造。
在石滨看来，民族形式的创造，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内容问题，不仅是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而且是世界遗产的接受问题，对于文坛上存在的将世界文学传统与文学的民族传统看成是两件不相关联的事，或者是将世界文学传统看成单纯的外力的看法给予批评，他认为，只有将民族形式依存于具有世界内容的文《现代文艺》作为一个拥有广泛的作家队伍的文学期刊，在论争中具有天然优势，可以从作家创作经验中得出对有关论题的某些认识。关于民族形式与世界文学传统的关系，张天翼也有论述，他认为，假如凡是“来路货”就都不用，而仅仅只局限于自己固有的，那大家简直都无法写出什么东西来，但如果“从外国的好作品学习，倒是使我们文学的民族形式更丰富，更活泼，更有发展，更足以表现我们的内容，只要是我们学习得得法”‘气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该如何学习得得法，在《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中，他先是在开头列举了许多学习外国作品学得不甚成功的反面例子，说明一切表现形式都不能离开“表现什么”这个主题，我们学习优秀的外国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将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直接套用在中国人身上，这样只会形成不合中国内容的外国派头，令人贻笑大方。事实上，学习的重点在于作者如何表现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与人物，他如何取材，如何创造典型，如何从作品中传达出他的态度情感，如何写得那么深刻、有感染力，等等。一篇好的作品，能够把它所要表现的事物表现得真实生动，没有驴头不对马嘴、硬嵌上去的东西，符合现实的场景，创造民族形式也是一样的道理，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如果读者看了能够感受到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在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气氛，呼吸到中国空气，闻到中国味，那么就算是成功创造出了民族形式。总之，《现代文艺》积极有效地参与了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在具体论题上都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经验与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艺》不仅从多个层面出发自觉参与到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还将相关认识其贯穿于刊物自身的整个发展进程之中，可以说，《现代文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既是当时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刊物的编者和作家们不断实践其理论主张、坐实“民族形式”的具体要求，使得《现代文艺》成为文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生动写照。
第二节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讨论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转型相互催生，文学的历史相关性十分凸显，因此，在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一直以来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抗战以来更是如此，其中，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两项内容，无论是抗战前期强调文学要服从于“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突出其功利性与宣传性，还是抗战相持阶段强调文学要深入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和剖析战争之下存在的社会痼疾，其实都是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出发，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围绕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始终存在不少认识差异，即使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人们对是否一定要描写抗战、该如何描写等问题还是会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与抗战无关”、“暴露与讽刺”的争论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现代文艺》参与论争之时，实际上已进入论争的后期阶段，因此，《现代文艺》在发表理论文章的基础上，还进一步以相关的主张为标准评价作品，论辩文章的文体形式也多以书评为主。
一、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抗战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口号之下，王西彦认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民族精神的鼓动者的作家，不应该无视抗战这一基本的时代主题。他从文艺自由论争入手，指出“第三种人”要求创作自由是因为他们
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而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落伍，而最终在时间的验证下，他们都暴露了自己的本相，例如当初为所谓的“创作自由”积极论辩的苏汶就在香港沉沦了，如今喊出“与抗战无关”口号的人，其实都在思想上相去不远，他以一首“纯艺术”的诗歌为例，严厉地谴责道：“难道遍地的炸弹与炮火还不能'唤醒''寂寞的旅人’吗？难道还要劝青年学生沦入'绝世的沉静’里去吗？”"之后，他又在《“不是驴子”》中讽刺那些提倡“写与抗战无关题材”的人其实手里都攥着一根看不见的皮鞭，企图把呐喊的人变成驯良的驴子，把自由的国土变成“无声的死地”，而赞扬那些留在“孤岛”的文化战士，指出他们在敌人的刺刀和走狗的手枪炸弹之下，正“用自己的笔蘸着自己的血，为这苦难的斗争史写下最艰难的一页”七从而呼唤中国作家不要做那不会说话的“驴子”，强调用文学表现和宣传抗战。
如果说王西彦更多是从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出发阐明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激进性，也缺少针对文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那么冯雪峰则从文学的性质规律出发，深刻全面地为否定“与抗战无关论”寻找理论依据。在《文艺与政论》一文中，他首先肯定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从文艺本身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性看来，文艺可以说是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的形态；文艺和政论的结合，不但是完全可能，还正是文艺和生活的密切的关系所极自然地要达到的结合疽'e他认为尽管恩格斯说过“作者的意见越是隐藏，对于艺术作品也就越发好”，但这跟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并不冲突,只要将文艺的政治意义建立在现实历史的真实基础上，就能表现出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另外，冯雪峰也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新文学发展二十多年来,文学界的基本态度是将文艺当成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武器，而抗战以来，要求文艺为民族和社会的战斗作宣传教育之用，为民族革命服务，更是符合时代的特点。他以鲁迅为例，指出鲁迅的作品就是以艺术的形式表达有关现实的认识与批判，却又在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点明文艺与政治意识结合的可能性。冯雪峰尤其强调鲁迅那具有启蒙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将艺术形式和社会批判、时事评论相结合的杂感，可说是抗战时期文艺界战斗的最高姿态和模范。应该看到的是，冯雪峰在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之时，并没有忽略文学本身的本质规拔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相统一的文学作品。
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现代文艺》不仅坚决反对“与抗战无关”论，强调两者的紧密联系，也反对对两者关系做浅陋狭隘的理解，对于抗战时期易于陷入简单粗暴的批判话语中的倾向而言，《现代文艺》体现出较为成熟客观的思辨色彩和进步意义。
二、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深层书写
《现代文艺》在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没有仅仅停留在文学应书写现实这一基本要求上，而是强调要深入把握现实生活。李泰在《关于“向远大发展”及题材问题》一文中指出，艺术真实是建立在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的真实基础上，而对艺术真实的执着追求，反过来则会带来“现实的最高的真实”七冯雪峰也具有一致的看法，进而认为文学的政治意义也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基础上，可以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的创作需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是进步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现代文艺》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进一步探讨两者的关系，并将此作为针对具体作品展开批评的标准。
在有关论辩中，唐弦提出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唐强认为，当前创作中出现的某些简单刻画士兵英勇作战、民众一致抗敌的文学作品大都缺少一种真实的基础，原因在于创作者往往忽略环境的阻力，或忘记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将一个人当作天生的英雄或是注定的孱头，尽管小说家与历史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层想象的渲染，但也决不是任意的凭空捏造，而是要正确表现客观现实，描写“发生的”或是“可能发生的”的事实，因为“进步的理论告诉我们，艺术文学是社会意识和对现实认识之用文字来表现的特殊的形象形式。……新现实主义的手法，不但要传达客观现象，而且必须触及透过这客观现象的内涵的真实。"2因此，唐强一再地呼吁，要“再真实些”！在石滨看来，“在现实主义底下，我们所理解的，是现实的各主要特征在文学上的真实的表现。”③要达到这种真实，就需连写就了好几篇短论对此进行论述，他在《关于新式风花雪月》中点明：一些作家能够一面描写岀满纸伤感、连篇忧伤的“风花雪月”式的作品，一面描写出“冲呀”、“杀呀”的“抗战八股”，都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缺乏认识的缘故，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价值。抒情作品的真正价值，也必须是感情的社会化。”負王西彦鼓励这些人走出自己感伤的狭小世界，去面对现实，只有投身于抗战的激流当中，才能拥有健康的、非个人的感情，才能创作出远离“新式风花雪月”、具有社会价值的抒情作品。在《描写农民》一文中，王西彦指出，抗战文艺应该多多描写作为抗战主体的农民，而在描写时，如果不能深入生活，则容易被其迷乱，或简单以概念代替观察，只有“不断的生活与不断的深思，才是理解对象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气在《艺术形象的锻炼》中，针对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孰轻孰重的疑问，王西彦认为，将两者看作是两相损害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见解，两者不可分，且前者是以后者的存在而存在的。在他看来：“艺术形象的根源，是从实践发掘而来；同样的，对社会现实的理解的深刻，也是从实践发掘而来§因此，从实践出发，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越深刻，则主题的积极性越强，艺术形象越生动。
《现代文艺》的许多理论阐述都是在深入研究当前文学创作实际情况后得出的，像王西彦的上述意见就是在具体分析端木段良创作时形成的，他认为端木蕤良抗战后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风陵渡》就有着这方面的缺点，九个短篇当中，除了《匏下》类似于作者早期优秀的作品，其余八个短篇：《可塑性的》和《三月夜曲》描写的是两个大都市堕落的女子，与新感觉派相似，通篇充斥着大都市各种各样的声与色，满是词藻的堆砌，王西彦认为作者被文字蛊惑进了魔道之中；《风陵渡》和《螺蝴谷》描写的是在抗战前线为生死自由而斗争的小人物,但这些平凡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却近于神化，脱离对象的本来面貌；《青弟》写的是由于敌人的凶残和儿童的无知所引发的悲剧，但却写的过于简单，仅有一种空洞的概念而缺乏活生生的形象；《嘴唇》、《火腿》和《泡沫》所描写的是大后方影中的人物，对于这些大时代中的沉渣，作者只是将他们轻轻地搅浮上来，进行浮光掠影的描写，而没有从社会矛盾的根源上去深入挖掘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在王西彦看来，造成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生活的体验不够，因此观察力及思想力显得极其薄弱”①，其次是作者所热衷的那种表现手法使他忽视了对事物的深沉注视，总之，相对于抗战之前的《鷺鹭湖的忧郁》、
《浑河的急流》、《大地的海》和《科尔沁旗草原》这些作品，王西彦认为《风陵渡》似乎走了下坡路，并希望这个在创作上己显出可贵才华的作家能意识到自我的危机，重新开创一片新天地。同样，芦焚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也有着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由于作者的乡土背景，他深爱、体恤并赞美着农民，用五个短篇回答了是什么人在支持抗战这个问题，但王西彦认为，这五个短篇只是“作者的概念参合着对乡土生活的微薄的记忆的结果”气作者热爱和同情农民，却也已经远离了农民，因此，小说不是从真正的生活体验出发，而是从概念之中产生，事实上，概念不能产生文学，概念应该是生活的归纳，作者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份贫乏，只能以“夹叙夹议”、“说白”或“插空”的手法介入小说中，以致人物形象模糊不清，更是破坏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这一切都是因为作者没有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作品只有从生活体验中得来，才能得到它应有的生命。这些结合具体的作品个案所做出的阐释，使得《现代文艺》能够将相关的文艺论争置入创作层面来实际展开，从而提升了论争的实际效应。
三、重视典型的创造
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既包含着文学要不要反映生活以及如何深入把握现实的问题，也要回答在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如何完成艺术形象的塑造的问题。《现代文艺》对此做岀的回答是作家应努力创造出文学典型，这也是
《现代文艺》针对抗战文学存在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所提出解决办法。可以说，
《现代文艺》抓住了典型创造这一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冯雪峰对此有着系统的理论表述，发表在《现代文艺》上的《论典型的创造 个根本问题》
就是典型的代表，文中提出了典型创造的一般规律与方法。
冯雪峰对鲁迅等人的艺术实践加以考察，总结出典型创造的一般规律：艺术
°杨洪（王西彦）：《〈风陵渡〉（端木段良著）》，《现代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9月25日。
'杨洪，王西彦）：《〈无名氏〉（芦焚著）》，《现代文艺》第2卷第4期，1941年1月25Bo家在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与观察中，在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中，有些人物的思想、性格或引起感动，或引发爱与憎，从而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无论爱与憎，他都让他们在自己面前活跃跳动，将他们放到各种实践的战斗中去实验，最终将对这些人物的热情转化为创造的热情，创造出典型形象，并且这个典型形象己不再是原来的实有人物，而是比原来的“更高”、“更有生命”。冯雪峰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创造的问题指明着“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一致，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科学的论理学的认识及思维与诗的艺术的认识及思维的一致”气指明了“典型之社会的，世界的，历史的矛盾性”，总而言之，典型的创造离不开生活和历史的实践，如果一个艺术家不从世界的、历史的、社会的典型的根底上出发去展开社会的思想形态的斗争，那么他所创作的艺术就不会有强大深远的思想力，也不能道出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论争除了要解决理论问题，更需要面对抗战文学的实际情况。《现代文艺》作为在抗战背景下创办的一份进步刊物，在参与文坛论争时，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像上述冯雪峰有关典型问题的论说就是首先从理论层面上总结了典型创造的一般法则，随后自觉深入创作实践中。抗战以来，尽管文学上已经创造出一些具备鲜明性格的艺术形象，但实际上却非常缺少思想力，尚未形成历史性非常明确、社会意义很深远的文学形象，在冯雪峰看来，即使已被评定为好作品的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陈白尘的《乱世男女》也是如此。造成这种“典型的贫乏”、“思想力的灰白”的原因在于艺术家很少从社会的、世界的、历史的矛盾的根底上去寻找人物形象的特征，尤其没有将其放在社会的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广大斗争中去展开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上的一切特征。因此，针对这个现象，冯雪峰一再强调典型创造需从根本上入手。
作为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又是在论辩“歌颂与暴露”的特殊的抗战时期，典型的创造更加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论题，，也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现代文艺》上的书评就体现出这一点。在《〈扯旗树〉和〈洪照〉一一欧阳山的创作方法的检讨》中，石滨认为欧阳山在抗战后的作品延续了其“语句欧化，题材奇异”，的一贯风格，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期的《扯旗树》和《抗战文艺》第六卷第一期的《洪照》就采取独特的手法，选择特殊的、偶然的事件作为作品的题材，这并非不可，但作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只是单纯进行1维山（冯雪峰）：《论典型的创造个根本问题》，《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叙写，而非深入理解事件背后的矛盾因果，从特殊性和偶然性之中找出一般性和必然性的关联，深化主题，缺乏让读者信服的典型性。其次，在语言运用上，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说话风格显得欧化而呆板，与人物的性格、身份极不相称，不但不能表现人物的特征，反而显得有点虚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具备典型性。这种典型的缺乏正显示出“作者底生活接触底方法不确切，他底生活内容与客观现实参差点极大”石滨对于欧阳山的检讨，不仅是针对他本人，也是想借此警醒那些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青年作家，具有积极的意义。
谷虹在《现代文艺》“书评”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特别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人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应互为因果，两者要作着有机配合才能正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对于曹禺的《蜕变》，他将其评价为是曹禺创作路程上一块“新的纪念碑”，作者在这部剧作中描绘了后方医院在行政上的没落腐败，大胆而正确地揭露出抗战的黑暗面，无情地批判现实，并且成功刻画出具有典型性的腐朽的旧人物，但唯一的不足在于新人物的塑造。作者没有意识到新旧蜕变必须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而是直接采取自上而下的权力压禁，突出个人的英雄作风，殊不知在剧中旧势力还过于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产生出这类新人物的，因为“典型性格不在典型环境中便不能发生作用”②，作者没有把握住典型环境，以致他笔下的新人物不太真实，缺乏典型性格，剧作主题的深刻性也就相对削弱了。谷虹在谈论具体作品时都是紧紧围绕典型创造问题展开，经陈白尘改编的三幕剧《秋收》，在小说原作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暴露的一面，增强了现实性，还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特别是脾气别扭的姜老太婆，像这样的人物，具备高度的典型性％艾芜的小说《春天》描写农村场景，在谷虹眼中，也是极具典型意味，以寥寥数千字的篇幅就生动描绘出农村的各阶层，人物性格各异，贫农之中又分为“奴性的服从”、“坚决的反抗”及“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④这三种典型。对于成功创造出典型形象的作品，谷虹都不吝赞美，给予较高的评价，体现出抗战时期对典型创造的迫切需求。
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复杂而敏感的论题，尤其在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又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现代文艺》上的有关讨论，虽然不免会有某
'石滨：《〈扯旗树＞和＜洪照〉一一欧阳山的创作方法的检讨》，《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1谷虹：《曹禺的〈蜕变＞》，《现代文艺》第4卷第3期，1941年12月25日。
3谷虹：《三幕剧〈秋收〉》，《现代文艺》第4卷第2期，1941年11月25Bo
*谷虹：《关于〈春天〉及其他》，《现代文艺》第4卷第6期，1942年3月25日。
些现实立场带来的片面化色彩，但整体而言，还是有利于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的,特别是它始终坚持理论与创作实际的结合，这就使得相关的论辩常常能够落到实处。
第三节培植文艺新军的努力
《现代文艺》创办的一个初衷是“培养新的文艺战士”，在刊物中也对有直接的论说，文龙的《培植文艺新军》谈到在抗战中，文艺运动所担负的责任很迫切，而文艺工作者太少，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客观环境；而《文艺通讯员运动》一文也同样提及“为着企图文艺工作的扩大再生产而普遍地担负起战时文艺的战斗和宣传任务”①，就要致力于新的文艺战士的培养。对于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来说，一方面，广大青年在抗战大背景中丰富了生活实践，但由于写作水准的低下，伟大的内容往往得不到确切的形式来表现，阻碍了创作的道路，另一方面，尽管虚心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极多，但倾向和态度成问题的也不少，有许多青年作家不过是写了几篇东西便自命不凡，在文龙看来，“东南的文艺青年犯这毛病的特别多”②，因此，针对这些现象，培植文艺新军，加以指导和训练，是当时文学运动一个最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现代文艺》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特别是在如何培植新人这个关键问题上，刊物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有人认为刊物的编者要积极发掘新作家，有人认为要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也有人认为要借助优秀老作家的写作经验指导写作者，总之，需要联合刊物编者、前辈作家和批评家多方力量，尽可能地挖掘新作家并加以具体诚恳的批评指导。文学批评在其中自然要率先发挥关键作用。
一、强调批评家的责任
在培植文艺新军的努力中，《现代文艺》格外看重批评家的作用，多次强调批评界要肩负起责任，摒除批评实践中的弊端，明确自身的任务。《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作者认为，当前批评落后于创作，落后于现实，是文艺活动中最薄弱的一环，原因在于“一部分批评者的闪避现实，不耐心研究作品，不屑向'后进，
"诃胡：《文艺通讯员运动》，《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1940年12月25日。
児文龙：《培植文艺新军》，《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的创作者望一眼”，批评家“闭着眼睛唱高调”气优秀的作品便无法被发现，作者希望批评家对作品细细研究而不发空泛的高论，反过来，如果创作者对批评有意见，也可以用批评来抗争，经过这样一番相互批评之后，创作者和批评者才可以一起共同进步。
王西彦也同样认为抗战后文坛上的批评活动过于沉寂，存在着批评家的视野过于狭窄的缺点，他从一些报刊杂志上发现批评往往只集中于少数作品，例如《差半车麦秸》和《华威先生》被反复提及，而其他题材多样、主题鲜明的抗战作品却被批评家所忽略，由于他们所看的作品太少了，便只好空谈理论。其次，也因为批评家对伟大却杂乱的现实的认识还不够正确和深刻，还存在着害怕担负破坏团结罪名的顾虑，导致他们只能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严重缺乏批评的深刻性。王西彦指出，为了不使批评界日趋没落，就要防止“批评的公式化”疹，他呼吁批评界应该活跃起来，并指明批评家的两大任务，一方面是“作理论的斗争”，一方面是“对新作品的评价与清算”气他提倡批评家多作书评，以正直的尺度衡量作品，对作者和读者负责，重新建立书评的严肃的精神气肩负重任的批评界应该克服种种困难，使抗战文艺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严肃的文学批评也会为青年作者提供具体的创作指导，《现代文艺》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短论讨论如何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作家，文龙的《创作者的理论修养问题》指出，写作技巧的学习、对现实认识的加强和自身生活的充实，是作家修养的主要内容；骆漠的《作家的寿命》指出，作家要想在创作上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要在生活与修养上做好充分的准备，还需要有着“无限的雄心”，永远不放松自己，永远不自满，虚心接受批评与赞美；俞易的《文与行》甚至将创作成就的高深与崇高的人格联系在一起，指明作为一个作家，第一重要的是忠实，对作品和言行，皆是如此；而王西彦的《哭泣》则鼓励作家要书写现实，认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对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投以饱含深情的谛视。
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
担负着培植新人重任的文学批评要想持续保持活力，当然离不开广泛地摄取
“戴肃：《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现代文艺》第2卷第4期，1941年1月25日。
*莫荣（王西彦）：《扩大视野》，《现代文艺》第1卷第4期，1940年7月25日。
&王西彦：《批评家的新任务》，《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Bo
5白蕖〈王西彦）：《关于书评》，《现代文艺》第2卷第4期，1941年1月25日。
文学营养，《现代文艺》还积极翻译介绍外国先进文艺，主要涉及的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及著作，刊物上翻译有多篇关于普式庚（即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论文。由许天虹翻译、S•褚威格（即茨威格）创作的《托尔斯泰的思想》主要着眼于托尔斯泰转变前后的思想，在感受到人生的虚无之后，他先是试图从哲学和宗教中找寻人生意义的答案，在找寻过程中从自我逐渐转向大众，抛弃本阶级的狭隘与自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宣传博爱思想，批判现实。作者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遗产，这位艺术家不醉心于名声，不服从任何权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公仆，作者认为，如能将其同时看作是一个道德上的榜样，也不失为“一椿无上的乐事”七这篇论文主要从思想内容方面引导广大青年作家，要求他们应具有大众意识。而《托尔斯泰对于文学的意见》一文，则从文学创作角度给予指导，托尔斯泰重视作品对人生的理解和表现，认为要创作为人民的艺术，就应该将自己当作是老百姓的一份子，他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想要教导老百姓的欲望”2,从创作态度出发强调作家的平民意识。
对普希金的介绍则主要从作品出发，由邹绿芷翻译、A•万尔坦斯创作的《欧根•奥尼金》为读者分析了主人公奥尼金的形象，并指出该作品是那个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作品中的人们是“缄默”的，但仍能使读者感受到束缚于农奴制度的人们是“被奴役了的”，普希金通过创作这部作品，表明自己正窒息于所处时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困厄中，反映他内心的无限悲哀。由庄寿慈翻译、V•希克劳夫斯基创作的《普式庚的散文》在分析了《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后指出“他对于农民暴动之新的，历史的正确的了解”，使其站在与他相同阶级的那群人之外。由庄寿慈翻译、L•铁摩非叶夫创作的《普式庚的抒情诗》认为普式庚的抒情诗能够一直保持新鲜感的原因在于他将最美的文字与人道主义相结合从而创作出非常有力的现实主义之诗歌，他的诗歌中不仅充满深刻的社会内容，还涵盖了人类感情的全部范围，从恋爱情感到政治问题，从诙谐的恋歌到愤激的讽刺，思想和情绪之广阔令人惊异，其中，对虐政的憎恶，对人民大众的同情是他诗歌中最根本的要素。此外，他用以表饰内容的特殊形式与内容中所表达的情感完全吻合，都是现实主义的，这样就大大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总之，普希金的诗歌、散文与小说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表达对自由和生活
“S•褚威格作，许天虹译：《托尔斯泰的思想》，《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V•契特柯夫、P塞吉演科笔录.汝龙译；《托尔斯泰对于文学的意见》，《现代文艺》第6卷第1期，1940年8月25S,1942年10月25日。的热爱以及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的坚定信仰，《现代文艺》如此全方位地介绍普希金，意在提醒广大作家，处在比普希金时代更伟大、矛盾更加尖锐的时代中，更加要将高尚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相结合，为追求一个自由的国度而努力。
《现代文艺》涉及的理论问题还包括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理论等专门领域，刊物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思考和实践也是多方面的，为新文学不断培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的目的所在，尽管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现代文艺》不可能对它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尽管在有些批评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谷虹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时认为作品缺乏现实意义，又如石滨在论述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关系问题时认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等等，但总体说来，大部分的理论与批评都有效地呼应了文坛的进步思潮，且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都是建立在深入研究创作实绩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之，《现代文艺》不仅为提高东南地区的文学水准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以颇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丰富了抗战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探索。
第三章《现代文艺》的文学创作实绩
第一节小说创作：叙写更真实的现实
《现代文艺》上一共刊登了八十多篇小说，因为刊物篇幅有限，加之创作环境的恶劣，大多为短篇小说，能称之为中篇的只有邵荃麟的《英雄》和王西彦的《眷念土地的人》，这些小说也多半具有通俗小说的风格。王西彦曾经谈及稿件的选用标准，他在注意题材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描写抗战现实的作品，一方面是为贯彻刊物所追求的现实主义原则，另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倡“和抗战无关的题材”的倾向，此外，他还进一步要求这类作品“能脱出廉价歌颂的窠臼，对现实的挖掘稍稍深入些，描写更近真实些”七以此来回答他所发出的“究竟谁在抗战”这一疑问，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而在坚持现实原则的基础上，《现代文艺》中的小说涉及农民、士兵、知识分子以及孩童等众多描写对象，从不同侧面反映这些人物在抗战大背景之下的人生际遇，或怜悯,或颂扬，或讽刺，在某种意义上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抗战全景图。
一、主题的现实针对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饱受流离之苦、见识过种种社会实相的作家们也逐渐从盲目乐观的情绪中走出来，开始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理智地思考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变化。《现代文艺》创刊于1940年的国统区，这里不仅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其社会内部也暴露出诸多痼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承受着巨大的苦痛，同时也被时代激发出他们坚韧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他们的抵抗意识。战乱背景下，历史演进的正反两面、时代生活的光明与黑暗相互交织，这形形色色的社会景象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充实的素材，《现代文艺》中小说的主题也呈现出颂扬与暴露两种基本指向。
1、 民族意识的觉醒
'王西彦：《山丛里的篝火一一〈乡土•岁月•追寻〉之十》，《新文学史料》1986年01期。
《现代文艺》中不少小说从正面描写民众在家国遭受侵略时民族意识被逐渐唤醒的过程。黑丁的小说《军渡》描写了日本军队占领渡口，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当地民众从而激起反抗的故事，主人公水溜子只是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孩子,他亲眼目睹爷爷和父亲被枪杀、母亲被奸淫致死的全过程，从此复仇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淫威，而是迅速成长起来，将满心的悲哀与愤怒转化成坚定的抗战激情，他利用策略假装投降寻找复仇的机会，终于在敌人摆渡时杀死了那些害死他亲人的野兽，并成功跳水逃走。如果说《军渡》描写的只是个人的反抗，那么菱舟的《复仇》就是集体的觉醒，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以捕鱼为生，面对日本侵略者抢鱼杀人还限制他们岀海捕鱼的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如若不消灭敌人将无法继续正常的营生，甚至生命也得不到保证，于是十几个年轻后生团结起来出海与敌人进行搏斗，最终俘虏了敌人并占领他们的渔船，成功进行了复仇。此类描写被逼反抗的小说还有青苗的《柳河上》，柳庄是一个世代以捕鱼为生的宁静的小村庄，却因东洋鬼子的到来而打破了昔日的平静，鬼子要求他们在五天之内送上三千斤鱼和两个渔女，起初尚且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的懦弱无知的渔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照做，但当鬼子要封锁柳河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柳河是他们的生命线，他们要是再忍耐下去，那就真和柳河里的鱼蟹一样了。好像一个汽锅爆炸了似的，柳庄在咆哮了。”①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坚定地走上反抗的道路，小说的结尾充满悲壮的色彩，甚至年轻女子也义无反顾地参与到斗争之中，有力地凸显出全民抗战的势不可挡的时代趋势，在当时的读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除了上述这些描写因走投无路而被逼走上抵抗之路的小说之外，《现代文艺》上的不少作品也表现了那些具有更加自觉的民族意识、将自身遭际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抵抗者形象，这些小说的主题无疑更加醒目。艾芜的《外套》描写了一位女中学生的觉醒，秀琳在桂林的一家中学就读，平常热心于抗日宣传活动，她的父亲精通英文，在上海为洋人做买卖，此次回来就是打算将全家迁往上海，他主张孩子要好好读书，好好学英文，不去管什么政治和抗战，而在秀琳看来，“要是书读好了，人做亡国奴，跟外国人当奴隶，有什么意思呢？”②她拒绝去上海，也不同意进教会学校，因此跟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小说通过展现
-青苗：《柳河上》，《现代文艺》第2卷第5期，1941年2月25日。&艾芜：《外套》，《现代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10月25日。
父女二人对抗战的不同态度，颂扬了那种关心国家危亡的民族情怀。而李广田的《两老人》则另辟蹊径描绘两个生活艰苦却仍然热心帮助邻居的老俩口，他们的儿子在前方打仗，老人对此感到无比骄傲，还将写有“光荣之家”的征兵公文张贴在墙上，老翁一句“来打咱，咱就得打”①表现出同样的反抗精神。《现代文艺》上的此类小说也不乏通过较为曲折的故事来表现主题的佳作，像赵君启的《城中》和路凡的《走私》都通过不同人物各自曲折的经历表达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题旨，《城中》的主人公阿祥一开始被维持会队长的花言巧语所引诱，加之他从小梦想着做大官，终于做了维持会的班长。然而，当他在城中看见日本人残酷镇压游击队员的情形时，他内心正义的良知被渐渐唤醒，最终选择了正义的一方。
《走私》中的全五伯和阿狗仔以卖铜元到台湾船中换钱为生，从闭塞乡村中走岀的两人并不知道这些铜元的用处，只知道在粮食收成不好、各种苛捐杂税压在身上时，这是一条很好的求生路，而当他们知道这些铜元实际上是被鬼子买来制造子弹再返回来打中国人时，两人也开始醒悟过来，最终坚决地连夜回家，拒绝再做这种生意。可以说，正是通过各色人物不同的生活遭际和精神转变，《现代文艺》上的不少小说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表达了共同抗战的时代主题。
2、暴露与讽刺
抗战如同一面反光镜，将某些社会实相都暴露无遗，虽然在时代感召下不乏逐渐觉悟起来的民众和抗战英雄，但战乱当中也存在沉渣泛起、缺少良知的社会现象和无数真实的现实磨难。1938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发表后在国统区引发了长时间的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争论，四十年代更是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暴露作品，《现代文艺》也是如此，暴露与讽刺小说一度超越其他题材的作品占据了刊物的大部分篇幅。青苗的《鬼喊一一罗夫先生的手记》刻画了一座在日军统治下如同鬼喊般的城市：“我不是在人的世界里走着，而是在一个恐怖的使人毛发悚然的阴阴森森的鬼喊里旅行着的。 我却是在太阳出得红红的大白天里在这鬼城里走着了，这鬼喊里没有十殿阎罗,但却有屠宰场和被害惨了的妇孺;有酒醉了的皇军；有趁火打劫的流氓；有吃肥了的三五成群的野狗 ”②悲惨之状令人触目惊心。而在国统区题材的小说中，作家主要暴露的是物价与兵役
李广田：《两老人》，《现代文艺》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25日。
青苗：《鬼喊一一罗夫先生的手记》，《现代文艺》第3卷第1期，1941年4月25日。
问题。在缪雨的《夜游魂》中，船夫郑六原本和妻子过着贫穷却和乐的日子，但抗战后高涨的物价使得他们遭遇到可怕的饥荒，以致郑六在一次撑船时因过度饥饿和疲惫不幸落水死去。廖伯坦笔下的主人公贡茗仙也算是机关中的一级科员，但同样也被高涨的物价逼迫得走投无路。物价不断上涨对民众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小说在表现这一题材时颇具谴责意味。艾芜的《意外》则是反映兵役弊端的典型作品，描写两位农民被强抓去冒名顶替逃走士兵的荒唐闹剧，在征兵途中，只要用钱贿赂征兵官吏便能趁机逃走，空缺的名额就在路上随机拉人填补，暴露了下层官吏在兵役问题上徇私舞弊的现实。此外，还有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主人公李其成糊里糊涂被自己的东家和联保主任勾结设计送上前线当担架兵，原因只是在于东家想要占有他的妻子，而李其成至死都不知道全部真相。这些现实丑恶由于发生在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下，所以更加显示出其荒谬与罪恶的一面。
在表现“暴露社会”这一主题的小说中，作家们也直接塑造了一批缺少良知、只图安逸享乐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直指政治的积弊、历史的陈垢，刺向官僚、政客、土财、缙绅、落后农民、新型儒林。”①靳以的《众神》以离奇的写作手法写出了万恶之人在死后却升入天堂、位列神位的荒唐事，小说以遭众人唾弃的刘国梁为第一叙述视角，这名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他垄断居奇，囤积粮食，武装走私，偷运资敌，扩充别墅，吃喝玩乐，为牟利做尽一切坏事，但死后却升入天堂，依然身居高位，与他同样位列神位的还有抬高物价、使百姓都去啃树根的总长，有娶了二十六个姨太太的督办，有包庇烟赌走私的大亨，总之，本应纯净美好的天堂却如此污秽不堪，宛如地狱，天堂尚且如此，那么人间呢？小说实际上影射的是赤裸裸的人间真实场景，揭示了抗战时期无良的官僚大亨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表达了作者对这类人物无情的唾弃与鞭挞。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投机狂潮时常涌现，并成为众多创作者笔下的题材，但“以如此丰富的奇特想象融天上人间于一炉，在新文学作品中尚属鲜见。”'2靳以将对人性的洞察投置于战争环境中，通过虚构神话故事的形式，映照出人性的美与丑，这也是他抗战小说创作中常有的主题。此外，刊物中表达相同主题的作品还有叶金的《赵区长》和何阳的《张振华先生》，一个是区公署的区长，却在私下与他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381页。£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660页。人合开杂货铺，通过发售代金券的方式收集铜板，将此卖给日本人制作武器，所作所为无异于卖国贼的行径：一个是投机取巧的商人，认为“国家大事，自有大官去管，军事布置，也有军人负责，用不着我们发愁。我们得管自己的事”'，他所指的“自己的事”无非就是追求金钱荣誉与美女。在作者笔下，这种不顾民族大义、也无道德廉耻、只图一己享乐的人，直观地暴露出那个时代的黑暗面。
《现代文艺》上的暴露与讽刺之作在呼应抗战文学的现实批判主题时，常常自觉依托对特定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也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邵荃麟的《吉甫公》以吉甫公的心理活动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封建遗老的形象，他固守着封建时代的传统思想，拒绝接受新事物，贪图钱财，牢牢地守着自己的家当，自私自利，毫无情感可言，浑身散发着一股僵化腐朽的气息；而他的兄弟，虽然热衷于追求新事物，却利用抗战时机大发国难财，认为“只要有生意好做，管他打仗不打仗”气在抗战背景下，两兄弟尽管表现不同，但思想实质却具有一致性，邵荃麟通过这篇小说讽刺了这两类只计较个人得失而远离时代要求的人物，间接回答了王西彦提出的“究竟谁在抗战”这个问题。寒波的《爵士》和骆赦的《叮叮当当男士》揭发的是自私虚伪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爵士》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富家子弟，为着得到英国皇家爵士的虚衔，低声下气地伺候外国女人，欧战爆发后又募捐家产给英国，崇洋媚外，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叮叮当当男士》中的主人公热衷于交际，为自己冠上浪漫派、前进派、和平派等名义，其实都是浮浪青年的空虚无聊的做派。田心洁的《吴柏荣》刻画的是一位落后农民形象，吴柏荣听闻敌军即将打进村的消息后，想逃难却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稻谷，在出难民米时，他一本正经地劝诫别人出，自己却不出，当军队驻扎在他们村时，他又设法把堂屋塞满，阻止军队入住，这个人物的毫无社会意识、爱占小便宜、思想冥顽不化都在战时环境下被放大。赵宁的《孙悔初先生》表现的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形象，主人公孙悔初整天向他人吹嘘自身知识的渊博，表明他对孙子兵法的了解，并一再表示总有一天要抛掉这条书生的末路去打出一点功名来，但在结尾处，作者颇具讽刺地说道：“我想：也许，孙悔初先生是会出去的一一那该是一桩很有趣味的事。的确，那该是一桩太有趣味的事哩！”
'何阳：《张振华先生》，《现代文艺》第6卷第2期，1942年11月25日。'邵荃麟：《吉甫公》，《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D可以说，《现代文艺》中的暴露与讽刺小说将笔锋指向了战时的各色人等，从不同的叙事侧面充实了抗战小说的批判主题。
当然，这些现实批判之作在叙述手法上还存在平铺直叙的局限，语言运用也较为直白，但我们仍可以在上述作品中看到，作家也在尽量摆脱单一的写作方式，试图釆用心理描写、反讽、神魔叙事等写法，小说的讽刺艺术也在逐渐成熟，从表达效果上看，也的确促使读者去思考“究竟谁在抗战”这个主题，有力地撕下了众多假面具，还原了某些真实世相。《现代文艺》还发表了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眷念土地的人》等小说，正面回答谁是真正的抗战力量这个问题，特别是肯定了走上战场的农民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作家们并非仅仅是在政治立场上表达这一追问与思考，而是怀着全民族生死存续的时代危机感,呼唤更多的人能够克服种种痼疾，汇入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之中。
二、叙事题材上的丰富性
《现代文艺》中的小说在题材选择上视野较为开阔，描写对象十分丰富，抗战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军队与学校、家庭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时代生活均成为这些作品的叙写对象。小说除了涉及官僚、缙绅、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等群体，不少作品也关注到抗战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与妇女，反映其生活处境与情感心理，引发人们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体现出沉郁的民族自省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刊物的思想深度。本小节将选取《现代文艺》叙事对象中较有特色的儿童、妇女与知识分子三个群体进行论述。
1、儿童题材
《现代文艺》中特别注重刊登表现儿童处境的作品，强调作家对儿童群体的关注，展现抗战文艺的多面性，可以说，在同时期的期刊中，《现代文艺》对这一群体的特别关注具有开创性意义，而这主要得益于王西彦的大力提倡。针对抗战时期儿童题材较少得到表现的实际情况,，王西彦在刊物上发表了《儿童文学》一文进行呼吁，他指出，以儿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可以反映出这老大民族在苦斗中的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还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在新生过程中的苗芽和
赵宁：《孙悔初先生》，《现代文艺》第5卷第6期，1942年9月25日。
姿态，给将来的新中国保留下一个最初最好的启示”儿童叙事不仅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而且战时儿童生活的多变性也为作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其提供丰富多面的创作资源。因此，在编辑刊物时，王西彦注重刊登此类题材的作品，为我们了解当时儿童的真实处境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样貌。
儿童在抗战中遭受的身心苦难与艰苦磨练是小说中关注的重点。何骞的《春天的原野》中，三毛和小圆原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宁静的村庄中，放牛玩耍，天真浪漫，但日本鬼子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鬼子的炸弹炸毁了小圆的家，也夺走了小圆父母的生命，小圆成了一名孤儿，从此之后，“她的活泼无忧的心情变成伤感和忧郁”，时常哭泣和陷入冥想中，也时常跑到被炸毁的废墟上“对落日的黄昏或朝霞飘飞的清晨，凭吊一群不安的灵魂”战争实际上给她造成了一个无法缝合的心理创伤。而三毛因为攻击进家门强抢他母亲的日本鬼子和汉奸，被鬼子手上的枪托打得脑浆迸裂，直接倒在了血泊中，在人如草芥的战争环境中，儿童的生命更加得不到保障。作者通过叙写战争加诸两个孩子身上的巨大伤害，以悲哀的口吻表达了对其处境的同情与忧虑，同时也对毫无人性的侵略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恨。在这一题材的小说中，还有一些作品不仅同样表达战争对儿童造成的巨大身心创伤，而且还写出了在遭受战争磨难后又最终艰难成长起来的儿童形象。魏伯的《号兵冯玉珂》中的主人公冯玉珂在母亲去世后，又与父亲、妹妹走散，后来被收留进军营当一名号兵，他经常做着妹妹被日本鬼子追逐迫害的噩梦,梦醒后就带上装有地契的匣子一个人偷偷地躲进深林中痛哭，地契对他来说无比重要，那是家的象征，他常常幻想着只要地契还在，家中的田地就还是属于他家,等寻回父亲和妹妹，他们便依然能够在家中团聚。这是一个儿童心里最纯朴最迫切的愿望，但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打击着他的念想。正是在这种现实磨难中，他的战斗意志被激发，并多次向营长申请当一名真正的、能够拿枪的士兵，却因年纪太小而被拒绝，但他并不因此放弃，最终在发生在他的家乡的一次战斗中，成功领到三个手榴弹，随后吹号骗出日本兵，用手榴弹为母亲报了仇。这个形象虽然加入不少源于作家的战争想象与主观期待，但确实也让当时的读者在黑暗的现实中憧憬着些许的希望。
当然，更多的作品还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具真实性的战时儿童，通过表现这"莫荣《王西彦）：《儿童文学》，《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1940年8月25日。
'何骞：《春天的原野》，《现代文艺》第5卷第5期，1942年8月25日。些孩子们所遭受的实际苦难表达了对儿童命运的忧虑。蹇先艾的《重逢》刻画了一个流落他乡、无人收留的孤儿，在战乱中，大人尚且无以为生，自顾不暇，更何况是痛失双亲、并不具备劳动力的孩子，因此为了维持生计，年幼的他只能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种更具生活实感的儿童形象引发人们对战争之下儿童处境与命运的关注。此外还有对战时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易巩的《乡村教师》暴露了抗战时期乡村教育的真实情形：学生来去随意，无人管束，上课内容凌乱，缺乏规划，孩子们实际上已经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而刘黑枷的《奴化教育下》则揭示了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学生在奴化教育下思想逐渐被驯化的过程，深受殖民教育毒害的中国学生反而将中国人当作是杀人如麻的土匪，还试图组成少年除奸团去抓人，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可以看到，《现代文艺》上的此类儿童题材小说不仅呈现出孩子们所遭受的实际苦难，也有不少更深层的思考，像上述作品中就写到了儿童被战争剥夺了接受正当教育的权益，这种较为深切的叙事视角体现出作家在战乱年代对民族未来的忧思。
2、女性题材
抗战背景下，与儿童同属于弱者的还有广大的女性群体，女性原本就处于传统宗法伦理的重压之下，即使在现代转型之际，女性的社会境遇也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尤其是在战乱年代，女性遭受的现实压迫和日常苦难更为深重。《现代文艺》中的不少小说就表现了女性在战时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聂蛇弩的《姐姐》描写一个被卖到乡下给六十岁老头当填房的年轻的底层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丝毫没有反抗的可能，只能是人身买卖的牺牲品。这篇小说让人们看到，抗战开始后，女性在同样遭受战乱之苦的同时，仍然承受着源于传统性别秩序所带来的摧残和压迫，显示出作家对女性多重苦难的自觉体察。钟美的《难女》同样不满足于简单地表现战争带给女性的不幸，作者还写出了冷漠的社会环境给女性造成的创伤，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在这种双重逼迫下一步步沦为娼妓。蒂克的《秦淑的悲哀》则描写了一个因被司机玷污怀孕不得不离开学校，在工作上又遭受上司调戏侮辱的女大学生。这些小说固然是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女性叙事，但又不止于此，作品中揭示出的女性所置身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既是战乱造成的，也是某种女性的普遍境遇的写照，对女性题材的这种挖掘和处理，体现出作家深切的女性关怀，也让读者进一步感受到女性解放的艰难。一些女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小说更是体现出尖锐的女性眼光和感同身受的女性体验。她们笔下有的女性已经走上抗战前线，可以说已经不同于前述那些无力面对社会的普通女性，但即使是这样，这些抗战女战士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艰难处境。葛琴的《生命》以戚瑛女士独自一人生产的过程为线索，描写了一名光荣的抗战女同志在生产之时的遭遇。戚瑛在临产之前被救济院中满口抗战救国的干事长扔置在一旁，无人照管，随后又被赶出她所工作的救济院，孤身一人在外租房，丈夫仍在为工作奔忙，生产之际无人知情、无人帮助，最终只能在出租房内忍受剧痛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作为一名同样积极参与到抗战之中的女性，作家葛琴以其锐利的现实观察和强烈的女性意识为读者展示了女性在抗战之中可能面临的特殊的艰难处境，以期能够引起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广大女性应有的尊重和关切，在同类小说中，这是一个富有现实感和鲜明女性气息的代表。
在处理女性题材时，《现代文艺》的部分小说作者还体现出另一特色，即写出女性人物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觉醒与转变。五四以来的小说在表现女性的进步与成长时，往往更多从知识女性角度加以刻画，无论是走出传统伦理束缚还是走上社会革命之路，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多得不到相应的表现。《现代文艺》上的一些小说作者能够将目光转向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对象，写出她们由懦弱无知、狭隘自私、封闭麻木到幡然醒悟、自觉跟上时代的觉醒与成长。可以说，《现代文艺》的小说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抗战这一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带给妇女解放的某种历史契机，塑造出了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抗争精神深具感召力的特殊时代氛围下，农村妇女可能发生的崭新变化。
葛琴的《出奔》和蹇先艾的《变》都是围绕征兵问题表现农村妇女民族意识的觉醒，蹇先艾笔下的寡妇王母头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在抽丁消息传来后，她为着自己的私利将小儿子送进城里读书避免被抽上，当送儿子当兵的家属们得到来自城里学生的慰问时，她才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觉醒后的她决定将大儿子送进兵营，并以此为荣。在这个人物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民族意识的初步萌芽。《出奔》中的许真嫂是妇女队队长，她的工作是动员家属劝男人去当兵，然而她的丈夫却躲起来拒绝应征，许真嫂历经艰难的思想斗争，甚至一度想辞去妇女队队长职务来逃避问题，但最终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不顾婆婆的激烈反对，毅然将丈夫送上了战场，表现出更加自觉的时代意识。司马文森的《蠢货》则进一步展现农村妇女在苦难之中不断成长的斗争过程，王大嫂子的丈夫被日本人害死，在战火中也失去了家园，她选择回到原先当过伙夫的
部队中，并下定决心要拥有一支枪上前线作战。从朴素的家国情怀被唤醒，到自觉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再到勇敢地拿起武器走上战场，这些小说的确表现岀了农村妇女在时代感召下的崭新面貌。《现代文艺》多次刊发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也是意在预示全民抗战时代国人的普遍觉醒。
3、知识分子题材
知识分子题材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题材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他们既是老旧中国的负荷者，也能成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反抗者，既是大时代中迷茫困惑的寻路者，也有可能是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的革命者。在抗战文学中，知识分子同样表现岀复杂的精神面向和现实选择。在《现代文艺》中呈现最多的是带着思想局限性、脆弱苦闷的落伍者与苟活者。王西彦在此类创作中是一个代表性作家，从他的创作自述中可以发现，王西彦在创作那些表现“谁在抗战”的农民题材作品时，脑子中同时浮现出知识分子的不同面目，在他看来，“在我们这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原来非常明显一一踢开弱点，跨越自己，走向人民大众。然而，在知识分子中间，并非每一个都是强者，都能对苦难战斗，且都能在战斗里获得胜利。他们中间并不缺乏弱者，在这苦难的时代只合扮演悲剧的角色”&这是他在战时辗转多地所获得的深刻体验，因此，他抛却战时普遍存在的“廉价热情和浮躁心理”②，从文化心理层面深入探索人性得失，针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和局限性，创作了《折翅鸟》、《静水里的鱼》和《家鸽》等作品，通过批判与反省提出了“知识分子往何处去”的问题，借此努力探索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折翅鸟》中的主人公魏聿德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学生时代的他曾是学生会里的积极分子，喜欢在公众场合发表激烈的言论，一切成规对他都是一种刑罚，但在贫困与多子生活的摧残下，渐渐失去往日的抱负与希望，成为一具活尸，成为一个屈服于命运的宿命论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飞不高，走不远”，已是一只陷在深沉泥沼里的“折翅鸟”，却无力也无心改变，在乡间私塾式国民小学任教的他诅咒自己的生活，却不得不陷入这种沉寂的生活，他熟练地使用水烟筒，案头摆放着石印的《清河书画舫》，壁间张贴着谢眺的《招隐诗》，以
3王西彦：《鱼儿只能在水里游泳》，《王西彦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第657页。
s王嘉良：《战时东南文艺的一面耀眼旗帜一一评说王西彦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静寺空谷主人”的署名题诗作画，还认为“一个人没有迷信便不能生活下去”①，礼佛敬香，完完全全一个脱离时代潮流的落伍者！《静水里的鱼》刻画的是一个远离抗战、沉溺于研究老庄哲学的文科大学生，他信奉的是“留得青山在主义”，认为“宁为太平狗，毋作乱世人，在这种年头，最要紧的是能明哲保身”％躲在祖屋自称“蒙叟门人”的他天真以为只要家乡平安无事，随它打个十年百年也不相干，但最终这条“静水里的鱼”也被逼到了“一股怒涛”里，无处可逃，同样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家鸽》描写的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姚文英结婚后在家当全职太太，过着美满富足的幸福生活，但她仍不忘家庭之外的广阔天地，认为女子的世界不应只有厨房和寝室，应该“替民族国家效点劳”'3,并打算作为妇女代表到前线慰劳士兵，结果这位长久生活在精致牢笼里的“家鸽”因为乘坐的客车在路上遇到公路坍塌的危险便惊怕不已，后悔地回到家中，向丈夫哭诉自己的委屈，走出家门摆脱家鸽身份的努力也就此宣告失败。作者通过塑造这三个可悲亦可叹的角色，试图警醒那些无法克服自身弱点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与时代大潮之间的距离，在《折翅鸟》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我重新看见一片广大自由的新天地，看见一个变动流转的真世界一一我要在这里面生存，我快步走着。”④这是王西彦所指明的一条道路，也是他对身处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激励与期待。
通过对小说主题和描写对象的梳理与归纳，可以看出，《现代文艺》的小说创作紧紧围绕现实主义的原则，始终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宗旨，特别是在宣传抗战的同时还致力于对儿童境遇、女性意识与知识分子人格的进一步探索，虽然不少作品还存在叙事薄弱的局限，但大部分小说己经摆脱抗战前期简单肤浅的呐喊，努力从不同侧面深入挖掘现实、塑造人物，在女性题材等方面还尤其体现出较有深度或新意的思考，为四十年代抗战小说增添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第二节诗歌创作：时代的音与画
《现代文艺》一共刊登了一百多首新诗，诗歌是刊物上数量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刊物上聚集了众多文坛名家如艾青、臧克家、穆木天和唐找等人的诗作，'£王西彦：《折翅鸟》，《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王西彦：《静水里的鱼》，《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1940年12月25日。
&王西彦：《家鸽》，《现代文艺》第3卷第1期，1941年4月25日。
3王西彦：《折翅鸟》，《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同时还有许多初登文坛的新人作品，《现代文艺》成为他们探索诗歌写作方式的试验场，而刊物本身也因此呈现出多彩的风貌，可以说一反抗战前期诗歌创作中某种单调乏味的局面。从文坛整体来看，四十年代初，随着作家对现实生活体验的加深，抗战文艺开始朝着更具深广度的方向发展，抗战诗歌也逐渐摆脱前期直抒胸臆的宣言式呐喊，实现了“从短小自由的激情诗篇向篇幅较长且思想深邃的叙事诗和讽刺诗的转变”气而《现代文艺》的创办与发展正好处于这个转型时期，因此刊物上的诗歌能够较早体现出文体选择和内容呈现上的转变痕迹，诗体上抒情诗、叙事诗和讽刺诗并存，内容上也融合了歌颂抗战精神、讽刺黑暗现实、表达个人情志等丰富蕴含，可以说既发出了时代最强音，也描绘出了时代画卷的斑驳色调。
一、诗歌创作的多重内涵
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中国诗人协会就发出号召：“我们是诗人也就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就是枪杆。拿起笔来歌唱吧，后方的同胞们正需要我们的歌，以壮杀敌的勇气！拿起笔来歌唱吧，全世界上我们的同情者，正需要听到我们民族争自由平等的号叫！”2这种特殊时期的诗歌观念要求诗人将个人情感与民族的生死存亡相联系，唱出时代最强音，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富有时代色彩的抒情诗，《现代文艺》上的此类抒情诗深受欢迎。综合看来，刊物上的抒情诗占据了诗歌的大部分篇幅，诗歌中的抒情内涵也十分饱满，诗人用富有感染力的诗句表达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也传达着对坚韧的民族精神的赞美，既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抒发了个人焦灼不安的情绪等等。与此同时，叙事诗因其具有融记叙描写和抒情议论为一体、容纳更宏大战争内容的优势也在刊物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作品既有对战争时代个人生活的描写，也记录了民族的抵抗与伟大崛起。刊物中还有一部分讽刺诗，暴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讽刺那些国难当前仍麻木度日的国人。不同诗歌文体下容纳多样的主题内容，使《现代文艺》上的诗歌色调更为多样，内涵也更加充实。
1、民族赞歌
总体而言，《现代文艺》上的诗歌基本保持着昂扬乐观的基调，尽管诗人们
'吕进主编：《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5月，第67页。
5中国诗人协会：《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救亡日报》，1937年8月30日。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但他们仍旧愿意发出充满希望的声音，“为了那最美好的愿望/那比任何幸福都更诱人的/胜利的明天呵/向今天的苦难/咬一下牙根吧……在烛天的金焰底通明的照射里/敞开的新生底/少年中国的远景/在向着我们/招手呵。”'为了寻找新的现实力量，诗人们不再单纯从正面描摹战争场景，而是将眼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大后方，发掘被人忽略的抗战力量，描写那些默默为抗战做贡献的小人物,对蕴含在普通人身上更加坚实的民族意志予以热情的歌颂。
《现代文艺》的诗人多来自大后方，大后方的自然景物唤起诗人们对山河故园的爱恋，后方民众的厚重乡情又给他们以无限的慰藉，这些都成为他们诗中所热情歌颂的对象。李雷的《草原之歌》写得热烈而奔放，“我爱这高原的古朴而雄伟的姿态……我爱这高原上的年轻而健壮的雄鹰……我爱这高原上的美丽的夜……”伝高原风景成为诗人投射民族情怀的对象，诗中反复表达的正是热爱家乡、守护美好生活的决心与勇气。邹绿芷的《晚溪》则以细腻轻柔的文字刻画了一幅黄昏时分的乡村溪景图，整个画面充满和谐静谧之感，暗含着诗人对赢得抗战胜利、重获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现代文艺》中有许多表现劳动者的诗歌，诗人们不再简单着眼于战争场面，而是深入到整个民族的日常肌理中，将目光对准那些扎根于土地之上辛勤劳动的人民，挖掘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普通劳作中所隐含着的坚韧强劲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在邹绿芷的《纤夫》中，在江上讨生活的纤夫面临着“不可测知的/潘堡尔壮丁的一样的运命”七却依然在高亢的歌声中与礁石和江浪搏斗，诗人通过反复吟咏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乐观坚强的纤夫形象。壬候笔下的铁匠以永不疲倦的臂膀，“驯服了铁的刚强，/激起了世界文明的曙光！”以卩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只是默默地辛苦劳作，颂扬了铁匠身上那种谦逊朴素的民族美德。厂民的抒情长诗《盐海上》通过描写海盐生产的一道道繁琐工序，歌颂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精神，全诗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营造一种热烈飞扬的氛围，让人能够真切感受到诗人由衷的赞美之情。彭燕郊的《磨》运用象征手法，以永不停息旋转着的磨盘比喻操劳能干的农妇，语言质朴却真诚感人。还有高岗的《老鞋匠》、卢云的《石工大队》、绿原的《工作》都塑造了平
'彭燕郊：《七月的献诗》，《现代文艺》第1卷第4期，1940年7月25日。2李雷：《高原之歌》，《现代文艺》第4卷第5期，1942年2月25日。
'邹绿芷：《纤夫》，《现代文艺》第3卷第6期，1941年9月25日。
1壬候：《铁匠》，《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1941年10月25So
凡却伟大的劳动人民形象，他们的劳作虽然很普通和渺小，不能与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相比拟，却也是国人生存世界中的实实在在的创造者，蕴含着无比坚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持久抗战所需要的伟大的支撑力量。
即使在那些直接以抗战前线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中，诗人们也大都聚焦于普通战士身上体现出的可贵的民族品格。对义无反顾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士兵群体的称赞，是《现代文艺》诗歌中的重要主题。厂民笔下的士兵，当天地间还在昏朦中沉睡时就早早起来行军打仗，“他们是最后一批/黑夜葬仪的送殡者/同时，他们也正是/最后出发去前线的/法西斯军阀的掘墓人”①，诗歌以充满激情的口吻歌颂他们自信而又勇猛的伟大形象，表达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蒋培邦的《我骑着马》塑造了一个勇于奔赴战场的士兵形象：“黑夜的暴风雨是无情的/吹打着我和我的马/而我一一/这粗卤的人呵/更英勇了/飞一般地跑在这暴风雨里”气诗人们都善于在诗歌中营造一种阴郁的氛围，借此衬托出士兵在重重险阻之下迈向前方的坚定姿态，突出其伟大的战斗者形象，臧克家的《十二月的风》也是如此，他将十二月的风比作一个“冤抑的灵魂”，发出凄厉的声音，扬起阵阵黄沙，但战士们却在这风沙扑面的道路上奔驰，“战友们，各自昂着头，/一句话也不交；/赶上前线去，/兴奋扯得人心狂跳。”③诗人在诗中运用“风”这一意象极力渲染环境的恶劣，以此衬托出战士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此时的臧克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仍处在“心里充满了热情、幻想和光明”④的阶段，因此，诗歌的整体风格便呈现出一种激昂蓬勃的基调。他的另一首诗歌《石滚河》也是如此，一开篇，石滚河奔腾不息地向东流去，“跌下了万重山岗……向扯连不断的青山/扭动银色的身子。”⑤浩浩荡荡，充满气势，它所流经的一处山寨，寨民们因生活的穷困成了抢劫杀人的山贼，山下的村民圈起了围墙同山贼进行誓死的斗争，以保卫个人的身家，诗人先是痛心疾首地感叹道：“人同人，/人同生活！”为国人自相残杀而感到无限地惋惜和痛心，但诗歌后半部分，笔锋一转，“现在，这个斗争，/转了个方向，'’日本的大炮震醒了人心，也震醒了绿林里的好汉，他们一起加入了战争的行列，开山修路，直指战场，诗歌结尾处又重新恢复了战斗的激情，“它号召山里的人民起来，/起来参加民族的战争。”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以一条1厂民：《出征》，《现代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9月25日。
8蒋培邦：《我骑着马》，《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1940年8月25日。
3臧克家：《十二月的风》，《现代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10月25日。
3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全集》第六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329页。
'臧克家：《石滚河》，《现代文艺》第2卷第2期，1940年11月25日。
奔腾不息的河流为视角，用对比的手法和抑扬顿挫的语言写出了战争给国人带来的内心变化，突出全民抗战的激情。臧克家在抗战前期曾多次作为战地记者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有着深切真实的战争体验，因此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不仅热情地赞颂着不畏艰难、奋勇向前而又默默无闻的士兵，而且还将笔触延伸到积极参与抗战的普通老百姓身上，热烈地赞美他们所焕发出的抗战激情，这也让人看到臧克家笔下凝重诗风之外的少有的青春活力。同样描写全民抗战的还有邹荻帆的抒情长诗《草原交响乐》，则以战地服务团到乡下宣传的见闻为线索，描绘出服务团的青年男女眼中的民众形象，“自由自在地行着自己的理想”，农人们滴洒汗水抢修公路，因为“明天的清晨/我们的步兵/我们的骑兵/我们的大队人马/都要响踏踏地从这条路上过去”，水手们“勇敢地搭起了浮桥，/让战士们向仇敌袭击”，而我们的战士，正“在掀天揭地地炮火中/驰走着，射击着，防御着……”①在这种激昂高亢的抗战交响中，诗人们将民族精神的赞歌推向了最强音。
当然，战争背景下的诗歌创作必然会面对诸多的生死场景，诗人们也都将之转化为对民族生命强力的礼赞。《现代文艺》中有许多关于光明与生命的赞歌，烽火硝烟中目睹无数生命逝去、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的诗人们对光明和新生有着莫大的向往，他们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尽情地赞美着、歌颂着那种战胜死亡的伟大力量。张凡的《生命的颂歌》以寄语的形式诉说生命的伟大，于他而言，生命有着双重的意义，即“为我活，为爱我者活”，他为新生命的诞生感到欣喜，“今天,/在你竖起的自己的生命的纪程碑前：/郑重地宣誓你对生命的忠贞，/生命的热爱。”②表达了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之情。莫洛的《光》则以短促的语言抒写道：“光,/是万物的/灵魂，/是人类不能毁弃的/生命！寺歌虽简短却充满气势，表达着历史危亡时刻人们最需要的护卫生命、憧憬胜利的民族信念与希望之光。
2、哀歌与讽刺
《现代文艺》的诗人们毕竟身处艰难时世，战争造成的苦难是每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所不能忽略的现实，《现代文艺》上的大量诗篇也在书写对遭受苦难与不幸的民众的深沉同情。梅夜白的《万人塚》描绘了战时到处是坟墓的恐怖场景，诗歌刻写了人们在贫穷和饥饿折磨下疯狂抢食的画面，而那根植在拌混着血和肉
'&邹荻帆：《草原交响乐》，《现代文艺》第2卷第4期，1941年1月25日。2张凡：《生命的颂歌》，《现代文艺》第4卷第3期，1941年12月25日。
'莫洛：《光》，《现代文艺》第4卷第3期..1941年12月25日。
的泥土里的野植却生机勃勃地生长着，“装饰着原野的繁荣”①，诗人以反语和衬托的修辞，突出了宛如地狱的人间惨状。邹荻帆的《紫姑》是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以一位年轻妻子的心理活动为线索，描写了丈夫被抽壮丁后，家中无人依靠、自己又被许多轻薄男子觊觎侵扰的真实情景，活画出战争对普通人民生活的真实影响。而王晨牧的《疯妇》和音鹃的《不见阳光的小草》更是直接呈现岀战争灾难下妇孺们的凄惨遭际，《疯妇》中原本善良懦弱的妇人在侵略者烧了她的家、害死她的孩子后，精神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发疯般到处抓人，最终含恨而终；《不见阳光的小草》中的新生儿在父母死于战火之后也因体弱多病无人照料而夭亡。
《现代文艺》中的这一类诗歌以沉郁悲愤的笔触记录战乱年代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吟唱出一首首交织着血和泪的苦难哀歌，体现出深沉的民族感情和生命痛感。。
四十年代初开始，现代文学中的讽刺作品逐渐增多，其中也包括讽刺诗的创作，在《现代文艺》上也有所体现。黎焚薰的《茶楼》略为戏谑地描绘了在贴有“茶坊酒肆、休谈国事”的茶楼中谈笑风生的众人们，“属于商业的，男女的/诉讼的/家常的一些纷争/他们是在织补着各人/褴褛的命运呵……但结尾处诗人却颇有意味地发出“警报”的呼响，瞬间暴露出这些人的丑态，诗作极尽讽刺之能，深刻揭示出战火之下无人可逃的事实。艾青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讽刺诗作，他的《赌博的人们》描写了躲在阴暗墙角处赌博的人群，外界的一切他们全然不顾，眼中只有输赢,“输的又赢了，赢的又输了/不变的是污秽、破烂和愚蠢。”@这位深切眷念着家国土地的诗人痛心疾首地暴露出这些麻木愚昧、贪婪丑陋的灵魂，体现岀其一贯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他的另一首诗歌《鞍韓店》，一开头就点明“鞍瞩店开在街边/出售人类的聪明”，直接为全诗定下了讽刺的基调，诗中细数了店中售卖的鞭子、马鞍、马蹄铁和护包等驾驭牲畜的工具，指出人类在无尽摧残动物的同时，也试图出于虚伪的人道主义来爱护他们，显得异常的矛盾与可笑，并且，这些工具还有着众多的样式和花彩，马鞍有牛皮的、红漆的和镶了白铜的各种款式，还有染色的流苏、绣花的马韓和犀牛毛的红缨，“这一切/可以使畜生显得可爱……”而这些其实都是用来迷惑牲畜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一切都是假象，实际上，这首诗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意在警醒世人
"梅夜白：《万人塚》，《现代文艺》第5卷第2期，1942年5月25日。
'黎焚薰：《茶楼》，《现代文艺》第2卷第5期，1940年2月25日。
5艾青：《赌博的人们》，《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从而掉入被奴役的陷阱中，因为“这一切都比魔术更虚伪/比宗教更狡猾/比杀戮更残忍/比法律更大胆啊”七艾青的这两首讽刺诗，虽然主题不同，却都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也让人们见出艾青在战乱当中对人性丑陋一面的批判性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艾青结束了多年流浪失业的生涯，来到湖南新宁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较为安定的生活和四周别致的景观使他的内心沉淀下来，思索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一系列主题丰富、思想沉实的诗作。发表在《现代文艺》上的这两首诗，也让我们对这一时期艾青诗歌创作的风格有了一个具体的认识。
总之，无论是那些抒写苦难哀歌的诗篇，还是这些直击时代疮疤的讽刺之作，都使《现代文艺》的诗歌创作在整体基调上显得更为沉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不少诗歌作品中存在的浮泛空洞的倾向。
3、个人情志的吟咏
抗战时期的诗歌观念要求诗人将自身的情感体验与民族战争的实际相结合，这就必然导致诗歌的情感具有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特征，过多表现自我情感的诗歌受到了普遍的贬抑，但《现代文艺》仍为这类诗歌保留了一定的篇幅，体现了刊物兼容并包的编辑特色。高岗的《山巅》和邹绿芷的《林中》抒写了自我不安和焦灼的内心，发出“于是我加倍地烦乱着，厌憎着”②的吃语；王瑙的《蝉鸣》认为“蝉比我们被禁锢的灵魂幸福”七表达对自由的渴望与向往；令狐令得的《月光曲》以凄凉哀婉的笔触刻画了中秋佳节思念家乡的游子形象，诗人自我吟咏道：“我听见被囚的思念/怎样拍翅膀飞向远方，/远方，不知何处的家，/不知何处的飘零的家人。”@表达了诗人的现实迷茫和思念故乡的情绪。
如果说上述这些个人情感的体现仍带有时代的共性,那么唐弓殳的《停棹小唱》则表现了最隐密的私人情感。诗人本是一个来自田野的青年，但是为了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逐自由的梦想，他辞别了田野，跨过海，投入到异样的人生中，但他的追求之路却被无尽的黑暗所笼罩，“像撩取水面的影子一样，我追捕着生活的美梦，为了争取自由，我才戴上桎梏；为了袭得光明，我才沉入黑暗。”©在诗中，他将自己比作一只在苦海中沉浮的扁舟，被风暴、闪电和怒潮所追逐，四周还环
*艾青：《鞍賭店》，《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25日。
5邹绿芷：《林中》，《现代文艺》第3卷第4期，1941年7月25日
a王瑞：《蝉鸣》，《现代文艺》第4卷第1期，1941年10月250=
“令狐令得：《月光曲》，《现代文艺》第4卷第5期，1942年2月25日。
'唐弓殳：《停棹小唱》，《现代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10月25日。绕着“山鬼的狂笑，恶鸟的惊啼，战马的悲嘶”，他挣扎、搏击和诅咒，却徒以血和泪，增加海的澎湃。现实中，他的妻子与两个孩子接连逝去，他成了一个无法对抗命运摆弄的孤独者，他用力地呐喊:“回答我，回答我，/你叫我去向何处！”全诗以极具冲击性的语言迸发出诗人内心难以抑制的哀伤苦闷之情，诗句富有感染力。
当然，所谓个人情志的吟咏也不见得必然会脱离时代生活，上述看似抽象空泛的情思乃至个人隐秘世界的流露，其实也有可能还原为诗人的现实经验。特别是在抗战大潮的裹挟之下，个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不断折射出时代的印迹。《现代文艺》上的诗歌在精神内涵上已摆脱抗战前期的单一色调，是抗战诗歌转型时期的重要见证。
二、文学性与现实性的融合
抗战前期的诗歌表现出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诗歌形式朝散文化方向发展，涌现出大量的自由体短诗，随着诗歌发展进入深化时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引发诗人对如何提高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其中，“艾青为扩大现实主义诗歌思想艺术容量向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自觉借鉴，对诗歌语言暗示性的追求，总体象征式的抒情手法，都直接地影响了这一时期诗歌艺术的探索疽'艾青在《现代文艺》上发表的《兵车》就体现岀这方面的努力，诗歌主要通过镜头特写和细节刻画的方式表现战争下受苦受难的士兵形象，语言朴实无华却富有暗示性，以表现老兵的诗句为例：“开车的钟还没有响，那年老的士兵/从破了的制服的胸前的小袋里/挖出了一张五分的纸票买了一个烧饼/他寂寞地扯啃着，两眼没有离开那小贩篮子里的鹅蛋。”②“年老”两字点明战争的残酷，暗含作者的谴责之意，“破了的制服”直接描摹老兵简陋的衣着，“扯啃”说明烧饼的坚硬难吃，两者都强调了抗战生活的艰辛，而一个“挖”字则简单明了地暗示了老兵的拮据，寥寥数句，一个寒酸贫困的老兵形象就跃然纸上，诗人也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主观情感，诗歌却强烈激发出人们的同情之感。结尾句"四周依然是一片枯草/虽说春天已来到了世界”则颇有象征意味，暗示着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迎来祖国的新生，寄托了诗人内蕴的时代希冀。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艺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439页。&艾青：《兵车》，《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现代文艺》中不乏这样的诗篇，诗人们也越来越自觉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少诗歌作品开始显示出文学性与现实性相融合的特色。考察这些诗歌创作，可以发现诗人除了直接抒情外，还通过象征的方式更加含蓄地表达诗歌主题，其中，“春”、“晨”和“夜”是这一时期的诗歌经常使用的意象，邹绿芷的《夜》和黎焚薰的《夜歌》都以“黑夜”象征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阴影，“黑色的夜，/如同一座黑色的监狱，/禁闭了阳光，青春和梦想，/自由与智慧，/以铁的镣铐，/紧扣着生命和手，/更以法律和经典，/封锁着众人的灵魂和意志。”'2黑夜来临，一切生物都归于沉寂，如同残酷的战争对于生灵的毁灭，整个国家被死一般的静寂覆盖着，但黑夜终将不会长久，苦难的人们必将迎来光明，这一类诗歌中也出现了礼赞晨曦的光明意象，当清晨冲破黑夜的封锁，阳光洒下金色的光芒，世界就“蠢动着万物的生的意欲了”②，诗人方敬歌唱道：“我像初生的婴孩/第一次睁眼看见天地，/看见希望的颜色。”③“晨”代表新生和希望，“春”也是如此，象征着祖国即将迎来新生，表达了昂扬乐观的抗战热情。此外，郭风的《棕梱》以生活于寒冬中的忧郁的棕梱象征正遭受厄运的中国，之后发表的《江》又以一往无前、奔泻而下的江流象征从厄运中奋起反抗的果敢的民族精神，抒情方式富于变化，意象修辞也富有表现力。与直白生硬的诗语相比，象征的运用避免诗歌流于浅显俗套，正是这种对诗歌语言表现效果的自觉追求，使得《现代文艺》上的许多诗歌尽管具有相同的主题意蕴，却没有陷入千篇一律的形式和样貌。
从诗歌风格上来看，抗战时期的诗歌总体以热情奔放或深沉凝重为主，《现代文艺》在体现这两大诗歌主导风格之外，还选登了许多带有朦胧格调或清新色彩的诗歌作品。辛劳的《五月的黄昏》以老兵的心理活动为线索，抒发老兵思念家乡的情怀以及表明抗战的决心，主题并不新鲜，却因其语言缠绵婉转而有别于一般的抗战诗歌，诗人是这样表现老兵的：他“低着头，他十分的安静，/一缕淡淡烟霭飘起，/当他仰视青青山下/那农民居舍，房顶上的烟囱。/那雾霭染上薄暮的霞色，/迴荡，盘绕，/蜷曲而上升。/这个老兵的思想，/追着这烟霭，/迴荡，盘绕，也追伴山峰间的流云。”0’语言如诗中的淡淡烟霭一般细腻轻柔，营造了一种朦胧飘逸的意境，别有一番风味。而清新自然的诗风主要出自农村题材
®黎焚薰：《夜歌》，《现代文艺》第6卷第3期，1942年12月25日。
&彭燕郊：《清晨》，《现代文艺》第1卷第4期，1940年7月25日。
，方敬：《晨歌及其他》，《现代文艺》第5卷第6期，1942年9月25日。3辛劳：《五月的黄昏》，《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25日。的作品，彭燕郊的《田修佬集》是自称为田侍佬的诗人书写的回乡见闻，由八首小诗构成，诗句散文化倾向明显，却与农村的人和事一般质朴清新，符合艾青所提倡的“散文美”，其中的《喜鹊》有这样的描写：“喜鹊有很多，在对面/卅三叔家的厝顶上向我们欢歌/时而又飞到被朝阳镀金的/龙眼树上去。今天天气确实好！”⑦这句诗运用了许多闽语方言，与题材相契合，简单亲切，流露出一种富于自然美的韵味。
诗歌作为《现代文艺》上的主干文体，不仅呼应着战时新诗的主调，也以较为开阔的视野、丰富多样的诗体形式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修辞描绘出大时代的音画气韵，为抗战文学开垦出了一方重要的园地。
第三节散文创作：民族心灵的真实呈现
抗战初期，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因其能够迅速和如实反映抗战生活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因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的需要，杂文代替报告文学逐渐成为主流，同时，较为讲求个性化的抒情散文也从战时的一度沉寂中苏醒过来，创作上又渐渐繁荣起来。《现代文艺》的散文选稿比较注重灵活性，不仅发表了四十多篇报告文学，还刊发了六十余篇杂感、散文小品和散文诗，涵盖散文的各种文体，可以说是代表了战时散文创作的某种真实状态。《现代文艺》上发表的散文与小说和诗歌创作相比，艺术色彩更为浓厚，也从一个侧面见出了抗战散文艺术水准的普遍提高。在内容方面，尽管每个作家都受到抗战主旋律的影响，多偏向于客观现实的描写，较少单纯的主观抒情，但作为“更容易显示出作者的性格、思想和人生观”'的散文，仍然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种种感受，是民族心灵的真实呈现。其中，报告文学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多是战争场面或抗战人物的直接描写，主题较为单一，文学性也相对较弱；而杂感在总量中所占篇目较少，代表性作品有唐弦的《连株草》、相棱的《才子气与呆子气》和《李陵与周作人》等，现实批判性较强。基于上述情形，本节的论述重点将放在艺术质量较高的散文小品与散文诗方面。
'彭燕郊：《由修佬集》，《现代文艺》第5卷第3期，1942年6月25日。
'葛琴：《略谈散文》，《丈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9月1日。
—、散文小品
战时作家的生活状态和创作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辗转流徙、居无定所成了生活常态，不少作家难以从容构筑鸿篇巨制；同时，地域空间上的不断迁移也使得许多作家的社会阅历和现实见识较之从前有了显著的丰富和拓展。因此，不少作家更青睐于能够包容万象且写作方式自由多变的散文小品，记叙战时见闻,抒发个人情怀。《现代文艺》中的散文小品篇目众多，以抒情和记叙为主，一方面围绕抗战主题而展开，同时又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触摸民族历史、感知作家心灵的一扇窗子。
1、世情百图
《现代文艺》中的散文小品在创作方法上仍然有着现实主义的明显印记，其记叙性散文更是直接继承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正视现实、面向社会、批判写实、干预生活”①的精神传统，大后方社会的弊端、贫富地位的强烈反差引起广大作家的无限愤懑与悲哀，成为记叙性散文小品中最重要的表现题材。姚隼的《夜酒楼》以满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酒楼为背景，叙写了不同职业不同境遇中的人们在抗战中的现实命运：普通职员薪水少、又领不到米，只能过着无比拮据的日子；工人们期盼能找到一份挑砖搬瓦的工作，一天能挣上五六块钱就感觉很满足；投机商人却在这种战乱中大发国难财，乱世当中也只有昧着良心做生意才能挣钱……作品中呈现的世相百态真实地反映了战乱时期各个阶层的实际人生。也斯的《灯下》刻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图景，穷人家在寒风中讨生活，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富人家的太太却沉迷于打牌中，随意打骂仆人，嘲笑穷人的卑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作品也深怀杜甫式的现实忧愤。靳以的《两路口》记叙了普通人尚且不如富家狗的事实，人们每天一大早就涌进车站买票，却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因种种原因无法发车，实际上，能用的车都被有钱有权的人占据了，结尾处，在人群躁动之际，一辆载有“一个涂白抹红的女人，和一只洁白的狮子狗”垣的汽车正趾高气扬地驶过，笔锋所指，病态世相展露无遗，作家那种深切的社会忧思也颇具感染力。
《现代文艺》上的散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些作家的某种创作变化，
5汪文顶：《现代散文史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2月，第188页。
2靳以：《两路口》，《现代文艺》第4卷第3期，1941年12月25Bo其中以缪崇群的“人间百相”系列为代表，战时的缪崇群一改三十年代自哀自怜的感伤情调，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振作起来，自觉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表现出一种较为积极的时代情绪，“我谢着唤醒我的人，还感激这曙光重来的天。”'''缪崇群决心创作一系列人物素描，借此揭示出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各色人物的复杂灵魂，但由于病痛的折磨，最终他只完成《将军》《厅长》《邹教授》《诗人》《闪击者》《陈嫂》和《奎宁小姐》七篇，并全部刊登在《现代文艺》上。在这些散文中，作者以日常化的笔墨描摹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思想仍停留在封建时代、不识飞机大炮的落伍将军，官僚气息十足而且贪生怕死的虚伪厅长，装模作样、爱慕虚荣的年青教授，充满激情理想却愚笨幼稚的年轻诗人，向往城市生活、为摆脱农村而仓促与陌生男子结婚的女人，附庸风雅虚伪做作的女学生……这些实际存在的人物和可悲可憎的现实成为作家笔下展开的一幅人间百相的真实图景。缪崇群对现实经验的自觉挖掘和隐含在作品中的对于民族新生的渴盼，体现出他在抗战之后的积极转变与自我突破。
这些写实意味较浓的散文中还有一些带有乡土文化色彩的篇目，使得此类创作的色调更为饱满。王西彦以施稔为笔名发表在《现代文艺》上的一系列回忆性散文，就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浙东农村的人物风俗图。《神•鬼•佛》回想小时对神、鬼、佛的最初记忆，描绘了被浓厚的佛鬼思想所笼罩的浙东农村，作者从一开始的好奇与恐惧到亲手用斧头劈去十八罗汉的一半脑袋，表达了历史转型时代里现代人的某种文化态度和精神姿态。《斗牛》描绘了作者家乡所特有的斗牛风俗，表现了“人类有时是残忍得近乎愚昧的”②批判主题。《扇子和袜子》回忆当年教书先生对父亲是校董的“我”的讨好，呈现了一个交织着乡土人情与现实利害的复杂的成人世界。而《黄杨木》和《鱼鬼》都属于人物回忆类散文，《鱼鬼》描写一个生活在村里的外来人，他是捕鱼的能手，每次总能捕捉到最多的鱼，可他又长得有点可怕，并且沉默寡言，因此被村里人渲染成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人物，人人敬而远之，他的母亲，在村人眼里也是个不祥的象征，乡村世界对陌生人事的不解与排拒被作家写得十分传神；《黄杨木》中的主人公小时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满身本领的小孩，凭着自己的能力与勇敢在一群孩子中成为头领，但成年后的他最终“变成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子，佝偻着身肢，喩着一支短短的烟管，
缪崇群：《灯与其他》，《现代文艺》第5卷第2期，1942年5月25日。施稔（王西彦），《斗牛》，《现代文艺》第3卷第5期，1941年8月25日。
面容槁瘦，举止迟钝，完全失掉了以前的强蛮刁怪了。”这也是作者记忆中某一类乡民的一个面影。王西彦这些乡土色彩浓厚的回忆性散文，颇有鲁迅作品的遗风，同属于浙东地区，又处于更加恶劣的时代环境，王西彦对于乡土记忆的书写，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性纪实，而是试图将整个故乡的人和事放置于更加普遍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思考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发表在《现代文艺》中的散文集中体现了他对乡土社会鬼神文化和人情事理的深刻反思，实际上已突破战时普遍的现实书写，而提升至文化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高度，不仅丰富了战时文学创作的主题内涵，也使得《现代文艺》的内容显得更加全面充实。
记叙性散文小品虽然篇幅不大，但笔力所及，均能勾勒出战时世态人情乃至社会病象的方方面面，作家在叙事中寄托时代感思与家国忧患，也表达着对未来新生的渴望。
2、个人抒怀
《现代文艺》上的抒情性散文则承续三十年代散文小品自我抒怀的特点，但与此前相比，不少作品已突破个人感伤的狭小圈子，情感表达更加多样化，自我抒情显示出与时代相互激荡的特色。作家们在战乱之中远离故土和亲友，于颠沛流离之间往往会被一点小事物小场景所触动，心底深处的那份念乡追远之情不时会涌上笔端。李岳南的《爷爷和茶叶》和邹绿芷的《故园草》都是由一封家书引发对故乡的思念，《爷爷和茶叶》倾诉了对爷爷的想念以及战争下无法归家的无奈；《故园草》中，作者对故乡的田园诗般的感觉已被“佝偻的背影，压抑的咳嗽，与为生活所鞭击的凉水”『所替代，通过个人感受表达对侵略者的诅咒。王鲁彦的《从灰暗的天空里》是作者在病榻上的吃语，他从望不到阳光与蓝天的病室联想到此时应该已经春暖花开的故乡，并想象着一个重获力量的自我：“不，我不愿在这里徒然的述说那些控诉了，我要飞回去，从这灰暗的天空里飞回我的故乡，带着这些声音，和发亮的枪尖一起。”®巴金在战时也写了许多怀念或悼念故人的抒情散文，他在《死一一纪念范予兄》中以极其悲切的口吻悼念被称为“生命的象征”®的陈范予，赞美其对生命的热爱和与生活搏斗的勇气，表达了对友人逝去的无限惋惜之情，全文写的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在《怀念》中，巴金因好久不曾收到老友的消息，担心他遭遇不测以至总做噩梦，文章同样也是言辞恳
T邹绿芷：《故园草》，《现代文艺》第3卷第3期，1941年6月25日，
?王鲁彦：《从灰暗的天空里》，《现代文艺》第5卷第2期，1942年5月25日。
■巴金：《死一一纪念范予兄》，《现代文艺》第4卷第2期，1941年11月25日。切，对老友的想念之情溢于言表。巴金向来是个极其看重友情的人，而在抗战时期，一些曾经与之共同工作过的友人却因无情的战火和疾病而过早地逝去，给重情又敏感的巴金造成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写下一系列怀人散文，表达对逝去友人的深切怀念和无尽哀思。巴金曾经说过，写这些散文，“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读者。”①《死一一纪念范予兄》一文中，他极力凸现友人直到生命尽头仍坚持用那撒播生命种子的笔“鼓舞人勇敢地去体验生活，坚决地去征服生命”、“赞美生之欢乐”、“歌颂斗争的美丽”②的美好品德，除了抒发怀念之情外，还意在向读者介绍那些虽平凡却也能闪岀纯洁心灵之光的人，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努力做一个不会玷辱他们友情的人，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自我的严苛要求。这种对于自我的反省在《怀念》一文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在表达对友人的思念的同时，还严厉地苛责自己：“但是这次我却安居在这里，对你甚至无法伸出一双救援的手。”'3这种忏悔意识存在于巴金的许多作品中，表现岀一种高度自律自省的态度，在战火连绵、生存不易的情况下，尚能坚持对自我内心进行拷问，《现代文艺》上的这些作品又一次印证着巴金一以贯之的文学品格和人生态度。巴金这种抒情散文的创作与他四十年代的小说风格的演变也有某种相互印证的内在联系。
思乡念旧之外，抒发在政治高压笼罩之下的苦闷压抑之情、表达对光明和自由的期盼，也构成抒情性散文的一大题旨。由于《现代文艺》处于审查制度异常严格的国统区，因此发表在刊物上的这类散文大多采取迂回曲折的抒情方式，有时甚至给人晦涩难懂之感，如靳以的《雾城远简》就以一种朦胧晦涩的笔调描绘一个被黑暗所笼罩的世界，表达那种无法自由呼吸的苦痛；白鸟的《沙》将自己比作一颗沉在生活灰泥中、透不过气的沙，并曲折地表明要“破了这阴沉的圈，我要在急流中奔，在急流中走”气在艺术手法上，作家们多采用隐喻和象征的方式间接抒情，S.M.的《雾•土•星•花》分别以这四种意象暗示使人迷惘看不见前路的惶惑气氛以及心中的希望、光明和不朽的生命，尽管世界被浓雾所笼罩，但作者表示要“让梦建立于浓雾之外”，通过行动追求美好的生命和可贵的自由。在靳以的《窗》中，作者把窗外的野火看作是“引起暴君尼罗王的诗兴的”、“普
"'王新玲、刘福泉：《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30页,巴金：《死一一纪念范予兄》，《现代文艺》第4卷第2期，1941年11月25Bo
'巴金：《怀念》，《现代文艺》第4卷第5期，1942年2月25日。
'白鸟：《沙》，《现代文艺》第4卷第2期，1941年11月25Bo洛米修士从大神宙斯那里偷来送给人间的”①把光明撒向大地的火，窗外由一片黑暗到野火的出现象征着他内心希望的重新燃起。何阳的三篇散文中，《电闪》暗示着一种自由解放的激情，《喇叭花》赞美其朴素、无私和悠远的品格与气质，
《梦以外》鄙夷如假珠一般不值钱的梦，并表示：“我要一条手杖，会随着我的脚踏向遥远的地方，我再用这手杖，去敲开光明的门。”e、作者以这些意象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与人格，表现一个热爱自由、崇尚奋斗的理想者的灵魂世界。
战时散文小品的创作也许不如报告文学和杂文那样思想活跃，战斗力自然也不像后者那么强大，但《现代文艺》上的散文小品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尤其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品质，显示出这一类散文正在复苏繁荣的趋势。
二、散文诗
与其它刊物相比，《现代文艺》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刊登了大量的散文诗，其中不少篇目看上去似乎距离时代主题较远，但仍旧曲折表达了作家在特定年代的现实感受与内心衷曲。散文诗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诗体解放的产物，也是一种交叉文体，对它的性质定位历来颇有争议。本文着眼于《现代文艺》上的这类创作在文体形式上更靠近一般散文体式这一特点，将它归于本章内容中加以论述。当然,从通常意义上讲，散文诗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长，因此在创作上就表现出更高的艺术要求，不仅要呈现岀更具诗意的内核，而且还要对题材进行提纯萃取，“在与情思完美无间的浸透交融中升华”成，与单纯的诗歌或散文相比，更是一种“完全心灵化”的描写，因此，散文诗不像其它体裁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多次掀起创作热潮，在动荡不安的抗战时期，需经内心反复发酵酝酿而成的散文诗更是相对沉寂。但《现代文艺》却为青年作家的散文诗创作留下一片宽广的园地，也为普遍凝重的抗战文坛带来一种别样的艺术之美。
通过对《现代文艺》上散文诗的考察，可以发现作家们都将其眼光投射到自然物象和有关乡土世界的美好记忆与想象之中。不少作者着意从中挖掘出浓郁的诗情，寄寓他们对美与爱的期许，其中，郭风的散文诗创作最引人注目。经过初
'"靳以：《窗》，《现代文艺》第4卷第5期，1942年2月25日。
'何阳：《散文三篇》，《现代文艺》第5卷第4期，1942年7月25日。
"马大康：《在时代烈焰中更生的诗魂一一论抗战时期的散文诗》，《松辽学刊》1990年第1期。创时期的迷茫，创作趋于成熟的郭风在《现代文艺》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散文诗，包括《桥》、《犁及其他》、《调色板》、《探春花》、《海》、《唱给镰刀们》和《村思》，是《现代文艺》上发表文章篇目最多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文学的一个基本规律，便是作家必须从实生活出发进行创作的提炼和加工，作家的描写对象必须是为所他熟悉的，是他所深切感受到的、所理解的；是为他所深爱的。”°因此，他从扎根多年的故土中寻找到创作灵感，从纯粹宁静的自然景物和平凡普通的劳作生活中提取诗意，表达对故土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光明美好的执着追求。《犁及其他》、《探春花》和《唱给镰刀们》是一首又一首的田园赞歌，他善于从平凡渺小的事物中发现美的色彩和伟大的意义，在他笔下，犁的耕耘让土地开了花，犁痕是人类神圣劳动的伟大象征，镰刀指示出劳动的第一义，干草堆是金色的花朵，种子是农民的希望，水牛是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动物，农夫有着和大地一样坚韧的战斗的心力和不死的意志，布谷鸟是季节的忠实来客，秧歌里藏着无尽的梦和希望，田野间目之所及的一切，在作者的眼里都是那么的美好，他们都是伟大劳动的象征，是人类新生的希望，他肯定劳动的意义，多次唱起劳动的赞歌：“你们曾经听到世界上最洪亮，最阔大的歌唱么。那是用劳动的虔诚，用汗水谱写出来的歌呵！”②“我们对于劳动的不移的忠贞，向那蓝天发出我们的意欲，我们劳动一家的永久的团聚吧。”③
他还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农家生活的一幕幕场景，充满了浓厚的眷念之情。在《村思》中，炊烟是呼唤人们回家的使者，“用没有声音的乐歌向我们呼唤。用心心相印的凝视向我们招手。心郭风散文诗的又一明显特征就在于他擅长使用拟人手法，赋予他的描写对象以鲜活的生命色彩，将他的情感寄托其间。在他眼中，动物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它们有着自己的个性，有爱情的争夺和嫉妒，甚至也会在欲望得到满足后表现出淡泊的态度，这些描写都体现出郭风的某种自然体悟和精神趣味。在修辞上，他还善于运用联想和想象，从事物表面深入到生活内质中，将情感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从忍受着肉体的煎熬、发出光和温暖的红烛联想到世代忍耐着痛苦生活的村民，从井和舂的物象联想到热情好客又勤劳俭朴的农妇，从旗杆联想到适合于民间伦理观念的尚武精神，从碉堡联想到
郭风：《我所受的文学教育一一和福建师大中文系几位同学的谈话》，《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3期。郭风：《犁及其他》，《现代文艺》第4卷第6期，1942年3月25日。
郭风：《唱给镰刀们》，《现代文艺》第6卷第2期，1942年11月25日。
郭风：《村思》，《现代文艺》第6卷第3期，1942年12月25日。
村民守卫村庄和土地的庄严精神。从这些联想中，郭风突出了农民坚韧、勤劳与勇敢的品质，发出了含蓄深沉的赞美。除了对物像的描绘，郭风的散文诗中也呈现了淳朴的乡村风俗图，在嫁娶一章中，母亲和姐妹们追着花桥跑的不舍场景体现了乡间最质朴的情感；笙歌和社祭中，隆重又热闹的场面透露出村民们最单纯的信仰，寄寓着他们对来年丰收的盼望。作为一位生于福建的本土作家，郭风在这份扎根故土的刊物上如此深切地抒发乡土眷恋之情，也为《现代文艺》带来不少东南地区的地域风味。
郭风的散文诗也是关于生命、关于大自然的热情的赞歌。立足于海上，他看到的是如百合花般旺盛的浪花，如海的少女的白色海鸥，充满希望的日出，勇往直前的风帆，如母亲似的港湾，作者善于运用一系列明朗的词汇，营造一种空灵轻盈的意境，抒发他对涌动着希望和生命的大海的无限热爱之情。在郭风的散文诗中，情志抒发与理趣之美相互交织，意境上颇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韵味。他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单纯抒情中，还试图从平凡的事物中概括出富于哲理的体悟，例如海中的贝壳，在他看来，“启发了微睡在我们的幼年的心灵里的，对于美的最初的觉醒”，“启发着我们对于美和善的生活的永久的憧憬”气《调色板》一文，更是做到了情理的完美融合，作者有如生命的画师，“以天空的青色,涂着崇高的理想，以草的绿色，表示生命力的强旺和繁荣，以红的火焰燃烧着我的热情和豪健。”'2他从色彩中挖掘其积极的象征意涵，赋予它们以生命和理想的高度，表达作家乐观昂扬的激情，实现情思与外物的有机交融，体现出一种含蓄隽永的意境美。
在抗战中，这类讲求辞藻、表达婉转、题材上也多少疏离于主潮的散文诗是不是不符合《现代文艺》的方针定位呢？其实不然，郭风曾说过：“一帧花卉画,都可能倾注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观点，倾注他们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某种评价,或在其中曲折地表达其政治主张。”3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看似纯粹的形式营造和唯美抒情在一个风雨如晦的现实世界中，本身也有可能成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抵抗，那种对诗性之美与光明生活的热烈追求也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审视意味和批判价值。郭风不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中，反而转变创作方向，回归到最朴素的乡土田园，以宏伟的自然美景和宁静的田园风光抚慰战时饱受创伤的心灵，并挖掘郭风：《海》，《现代文艺》第5卷第6期，1942年9月25日。
'郭风：《调色板》，《现代文艺》第5卷第1期，1942年4月25日。
'郭风：《我所受的文学教育一一和福建师大中文系儿位同学的谈话》，《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3期。最淳朴的人性和最坚韧的民族精神，在很大意义上仍然符合时代气息强烈的《现代文艺》的定位与原则。不仅如此，这些散文诗也为《现代文艺》增添了不少艺术美的底色，从而体现了刊物在审美创造上的某种风貌。
整体而言，《现代文艺》在自觉追求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之上，也努力坚持了兼容并包的选稿标准，既能与时代同步，也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抗战文学中某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有着较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刊物整体上呈现出现实性与文学性相融的风貌。同时，又因为刊物处于四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转型时期，繁复多样的内容与较为灵活的形式选择也为刊物增添了不少思想分量与艺术成色，使其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表现出较高的历史价值。
第四章《现代文艺》的贡献与价值
通过对《现代文艺》办刊过程和刊物整体内容的研究，可以见出它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刊物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整个文学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文学史研究呈现新的原始文献与历史原貌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现代文艺》与抗战文学
结合《现代文艺》的创办初衷与实际成绩来看，刊物基本实现了当初的设想，作为一个重要的战斗阵地，《现代文艺》有效地发挥了抗战宣传与文学动员的作用，“保留下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①；作为一方重要的文艺园地,刊物也培养了新的文艺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南地区落后的文艺状况。《现代文艺》立足文坛边缘，却又很好地沟通了当地与一些文学中心之间的联系，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被称为东南地区影响最大、战斗性最强的刊物。
一、东南地区的战斗阵地
无论从理论建设、批评实践还是创作本身来看，《现代文艺》的主导思想都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战斗的倾向，鼓励读者参与到抗战之中，肯定并褒扬全民抗战的时代意识，挖掘民族精神的内涵，给予民众以抗战救国的信念。尽管处于审查制度异常严格的国统区，刊物仍然勇于揭露黑暗的现实，尤其在小说中暴露了一系列阻碍抗战的典型形象，描绘出了某些社会真相。在诗歌和散文中，作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真情实感，同样表现了对国统区压抑苦闷的政治环境的认识。值得指出的是，与同类期刊相比，不管是稿源质量还是刊物销量，《现代文艺》都体现出较高水准和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在东南地区，《现代文艺》是为数不多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是文艺工作者推进东南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它的创办，使福建永安这座小城逐渐成为推动内地文化的一个据点，与浙江丽水、江西吉安这两个东南地区的文艺中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建立起一个既紧密结合又独自有序展开工作的文学网络。而纵览东南地区当时的文艺创作，既
5《发刊词》，《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能体现抗战精神又能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文学创作多出自《现代文艺》，可以说,刊物切切实实地为提升东南一带文学发展实力、充实这一地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做出了显著贡献。
《现代文艺》注重与读者的交流互动，编后记中保留了当时编读互动的原始记录，从中便可窥探刊物在读者之中产生的影响力。刊物第一卷第三期的编后记提到自从第一期出版之后，便连续不断收到许多关于本刊建议的读者来信，有的认为第二期的小说创作过少，有的认为刊物封面太笨拙，参与交流的读者十分踊跃。主编极其重视读者的意见，并随之做出合理的调整，第三期岀版后，就有“许多读者来信都说较第二期要充实些”①。《作家书简》栏目曾一度停刊，随之就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恢复该栏目，有的读者还建议增设《文坛消息》，读者对刊物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当短论一栏取消后，也有读者来信要求将其恢复，并增加对具体作品的批判与研究。而编后记当中提及最多的便是读者来信要求增加刊物的印刷数量，这也让人看到刊物良好的传播效应。这些信中的建议不仅为我们研究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提供了原始资料，也表明读者对《现代文艺》的热烈爱护与持续关注，“发行部几次要求再版”七刊物多次增加印数，这些都说明《现代文艺》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力，确实发挥了其作为抗战文学战斗阵地的作用。
《现代文艺》也促进了东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使东南文艺创作体现出时代主旋律，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刊物上的一部分作者当时远在桂林、重庆、昆明、香港和延安等地，他们之间的供稿往来使得东南地区与西南大后方和解放区等抗战文艺中心连成一气，加强了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刊物上还编有纪念特辑系列，包括莱蒙托夫特辑、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鲁迅六十诞辰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狄更斯特辑等，每个特辑都兼有研究评述和创作选登。实际上，翻阅同时期的报纸期刊，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相同主题的纪念特刊，这些被纪念的人物都既是经典文学大家，也是伟大的思想者和反抗者，纪念特辑在致敬大家的同时，最终目的仍是要指导抗战文艺实践，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现代文艺》通过编辑纪念特辑的努力，也使得遥远偏僻的东南一隅与其它抗战文艺中心遥相呼应，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力
编后记，《现代文艺》第1卷第4期，1940年7月25日。编后记，《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量。以刊物中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为例，此次特辑是鲁迅逝世之后的首次诞辰纪念,得益于《文艺阵地》的积极提倡，该刊物在第四卷第十一期中提出：“上海文艺界同人已商请鲁迅夫人同意，定今年国历八月三日举行纪念典礼，并发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我们在战时的艰苦处境中，已三次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在这次诞生纪念中，希望能有更具体的建设性的设施，以阐扬这位伟大民族师匠的永垂不朽的精神。”①对此，《现代文艺》率先作岀回应，征集稿件，并于诞辰纪念月进行刊登，这次特辑的文章共有三篇，其中邵荃麟的《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年诞辰》记述了鲁迅在时代和环境影响下思想的转变过程，指出鲁迅作品真善美的艺术风格根源于他“对人类伟大的爱”、“对于中国民族生活深澈的认识”及“坚定的战斗精神”七表现出一个“民族人民的灵魂解剖师”的伟大形象；而许钦文笔下的鲁迅形象则充满了生活化的温情气息，他在《写〈彷徨〉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回忆了两人交往的经过，在他看来，鲁迅有着认真严谨的一面，作品中的文字总是经过多方修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要求颇高，有着热心善良的-•面，照顾提携后辈，鼓励创作，虽生活窘迫仍将讲学所得捐赠岀去，还有幽默风趣的一面，爱跟年轻人开玩笑。不同于书中的刻板印象，两人对于鲁迅如此丰满立体的介绍，有利于帮助东南地区的读者对鲁迅形成一个更加具体感性的认识。还有一篇文章是萧天的《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在上海》，介绍了八月三日在上海纪念活动的盛况，包括流程安排和人员致辞的情况，是当时唯一一篇的相关介绍稿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为东南读者了解上海的文艺界情况打开一扇窗子，切实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
二、培植抗战文艺新军的园地
《现代文艺》在整体的编辑思想上和具体的栏目建设中都反复体现出发掘和培养新人的自觉愿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新人的作品，出现了较多陌生的名字。对此，编者解释道：“自从创刊以来，在本刊上所出现的较为陌生的名字一期多过一期，这事实，就可以说明我们在发刊辞中所说的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几乎是沙里淘金一般的在来稿中选採着可登载的作品。”®《现代文艺》成为培植抗战
"《关于鲁迅先生诞生六十周年纪念》，《文艺阵地》第4卷第11期，1940年4月1日。
'邵荃麟：《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年诞辰》，《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1940年8月25日。'编后记，《现代文艺》第1卷第4期，1940年7月25日。文艺新军的园地，许多新人正是通过该刊走上创作的道路，也有些青年作家在此确定其日后的创作方向。
《现代文艺》在发掘新人上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本地青年作家的培养。姚勇来,福建莆田人，抗战后期辗转到台湾并成为知名的记者，当时他在改进出版社担任《战时民众》的编辑，并首次以“姚隼”的笔名在《现代文艺》上发表处女作《新生》，此后又陆续发表《割弃了的盲肠》、《牺牛》和《夜酒楼》一系列作品，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旅美诗人林振述（笔名林蒲），福建永春人，他的处女作《官爷爷》也是发表在该刊上，尽管他后来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但这篇小说却为他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大门，日后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他曾被沈从文高度评价为“西南青年作家中最具有创造性的作家”气庄瑞源，福建晋江人，抗战期间，他从家乡去内迁赣州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其间曾经过永安，并在《现代文艺》发表了《解决》等作品。他曾说过自己“从事创作'尤其在永安时得到黎烈文、王西彦的启发和鼓励2,写于此地的许多散文还被集为《贝壳》，由巴金编入
《文学丛刊》第六辑中。
而在《现代文艺》中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郭风和彭燕郊两人更是得益于《现代文艺》编者们的爱护和提携。彭燕郊，福建莆田人，这位日后七月派的著名诗人，正是通过《现代文艺》得到创作上的锻炼并走向成熟，有评论者认为，彭燕郊发表在《现代文艺》上的第一首诗歌《朝花》，尽管不是他迈进诗坛的“第一个脚印”，也不是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包含着许多开启性色彩与象征意义，“可以说是以文献的方式见证了彭燕郊诗歌生涯的启航，是彭燕郊呈现缪斯的见面礼。应这是因为诗歌当中所包含的直面苦难的生命意志与他所推崇并终身守护的鲁迅精神相契合，开启他诗歌创作的前奏，成为其一生所吟咏的主旋律；同时，“大地”的意象和感恩意识都是他日后诗歌中常有的主题，这些也都首次出现在这首诗歌中，因此《朝花》被看作是彭燕郊创作初期最重要的一首诗歌。彭燕郊在永安停留期间，《现代文艺》每隔几期就要发表一篇他的作品，他曾回忆道：“在永安和以后我在桂林时，他（黎烈文）对像我这样一个初学者的关心和帮助，是使我深深感动，永远不会忘记的。”④并且，也是在这里，他开始
转自王子韩：《旅美爱国诗人一一林振述》，《福建史志》2010年。
'柯文溥：《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文艺活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1期。，刘长华：《彭燕郊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30页。
3彭燕郊：《那代人彭燕郊回忆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3月，第112页。写出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材的散文诗，可见《现代文艺》在彭燕郊创作道路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散文诗著称的郭风，福建莆田人，他也经常提及《现代文艺》主编对他创作的指导与鼓励，据他回忆：“1940年前后，对于我在文学道路上行进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岁月……连续刊我的习作的，是西彦同志。”g早在到达永安之前，他就已开始从事写作，曾在《文艺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诗歌，但这些作品主要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以写实的内容宣传和表现抗日的主题，与他后来所形成的风格差异甚大，郭风也曾经否认这时的作品不属于他真正的创作，直至离开家乡到达永安时他的创作才真正开始。这时的郭风就读于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文史系，师从靳以，并在其指导下开启真正的创作生涯。郭风说道：“我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习作，包括诗、散文诗乃至小说，是经过靳以师在报刊上发表的。较为具体地说，我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开始尝试写散文诗，一组《桥》在《现代文艺》上发表（经过西彦同志）后，一发不可收拾。”②靳以接任主编之后，更是为他的投稿提供极大的便利，在《现代文艺》办刊的三年之中，共发表郭风的散文、诗歌和散文诗达二十几篇，数量次于第一任主编王西彦，可见刊物对他的器重与培养。此后几十余年，郭风一直沿着这时所确定的创作轨迹，创作出大量想象丰富，语言清新的散文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翻译家邹绿芷的翻译生涯也可追溯到1941年他在《现代文艺》上发表的两篇译著《一个非凡的冒险》和《欧根•奥尼金》，此外，由于靳以在学校任教的缘故，他的许多青年学生都在该刊上发表过作品，包括当时尚未成名的姚奔、曾卓和绿原等诗人。《现代文艺》为众多年轻的作家提供了刊发新作的平台，对于培养文坛新人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第二节文学史现场的某种再现
一、史料价值
“文学期刊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③因为期刊是当时历史的忠t郭风：《文坛三师友》，《海峡》，1989年。
2郭风：《忆靳以师》，《新文学史料》1988年02期。
S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河北学刊》2011年06期。
实记录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期刊的研究有助于还原文学史现场，感受文学生态的原貌，对《现代文艺》的研究也是如此，通过对该刊中某些栏目的梳理,还可以发现隐含其间的一些文学史线索。
《现代文艺》前期有一个重要栏目一一“作家短简”，该栏专门刊登作家的书信，大多为针对编辑约稿的复函，从第一卷第一期持续到第二卷第一期，共计二十二封，书信的作者都是当时文坛的知名作家，包括萧军、张天翼、巴金、艾青、何其芳、罗茹、艾芜、楼适夷等人。据王西彦回忆，设立这一栏目的目的在于：“我们考虑到偏出东南一隅的读者渴望知道远在大后方的作家们的消息，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选择地刊登一些朋友们的短简。现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这些书信也许已经成为弥可珍贵的史料。”1确实如此，这些作家不再像战前一般聚集一地过着相对稳定单纯的文学生活，而是流徙于西南等地，大都生活艰辛，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实际发生的现实转变及其具体过程又往往很难被人充分了解。这些作家与《现代文艺》编辑们的信件往来就真实地记录了他们战时的生活动态以及创作时的特殊心境,对于今天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检视这些书简，从中可看出，不断地迁徙流转、躲警报和遭遇空袭已是其生活的常态，苦闷与无奈是其共有的心理感受，罗茹的信中便颇有抱怨之意：“你想，在一百度以上的室内温度，在连续的轰炸下，我在作着些什么工作呢？……《文月》最近拖期了。有什么办法呢？轰炸又轰炸，铅字排好了，版也拼好了，但是不能印。”2此外，艾芜、陆蠡、姚蓬子、罗烽和艾青等人也多次在短简中提及空袭和轰炸的实际场景，都表明了作家在抗战时期生活环境的恶劣。而政治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窘迫更是让作家们苦不堪言，萧军在短简中感叹自己“似乎生活在烂泥沼里”七此时的萧军在成都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因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在成都“文协”中异常活跃的萧军不可避免地成为特务的目标，加上女儿刚刚出生，经济上的拮据让萧军感觉自己仿佛陷入泥沼之中，翻看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曾经多次提及：“这是一片泥沼啊！一一可怜的泥沼！我陷在这里己经这样久了一一一年又四个月！我不能再忍耐了！一一再忍耐它会吃了我！”（一月一日）“我生活在这里，似乎生活在泥沼里，只是忍耐着爬出的机会，把一些精力全浪
1王西彦：《野火的联想一一关于〈现代文艺〉的回忆》，《读书》1983年05期。
'罗茹：《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1940年8月25日。
“萧军：《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Bo
费到不是我所应该浪费的地方去了！”（一月四日）①不仅在私密的日记中宣泄自己的苦痛，给友人的信函中也毫不遮掩地表现自我内心的情感，可见萧军此时的心理状态，这封短简也就成为研究抗战时期萧军的一份宝贵资料。当然，多数作家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工作，体现出令人敬佩的执着精神，如艾芜就在信中写道：“先前住在桂林城郊，因离城近，警报时必须躲避，往往花费时间。现在搬远了些，可以不躲，更可以多作东西。贵刊努力抗战文艺，自当多多效力。”②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决心。其次，从书简中也可看出当时作家之间相互往来、团结一致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不少史实，如打算出版一部文艺丛刊的吴朗西因为重庆印刷纸张既坏且贵，在约稿的回信中请求黎烈文的改进出版社帮忙印刷及经销；又如《文艺阵地》的主编楼适夷因想要扩充刊物版面、加强理论介绍工作而请求精通法文的黎烈文帮助，于是他一面表明“于《现代文艺》,当于此间友人处尽力拉稿”，又一面恳请黎烈文予以援助，表明“虽明知繁剧，但法文方面，实颇难觅得胜任之人也”③的难处。再者，信中的内容也可为作家的作品研究提供背景资料，加深对其作品的了解，如唐强在信中写了八个月内四遭丧事的悲惨遭遇，并自我表白道：“人事变迁使我完全落入在悲痛的环境中，几乎无法自拔……这是一个地狱，人间少有的地狱。”④这时期的唐成接连在《宇宙风》、《鲁迅风》和《东南风》上发表了《我要逃避》、《心上的阴影》及《生死抄》等作品，每篇作品都满含着血与泪的悲痛情感，而通过这封信稿，我们就不滩理解这背后所隐藏的缘由。
对“作家书简”的深入挖掘，也可感知到更多的历史细节，比如从书信风格即可感知作者的真正性情。在众多短简中，胡风的书信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一扫战争的阴霾，表现出一种轻松俏皮的风格，他在信中向黎烈文抱怨自己曾按期奉寄期刊《七月》加以请教，但却总是石沉大海，得不到半点回音，“欲奉书请教罢，但如依然给一个不理，那面子不是丢尽了么？”因此，他孩子气地向黎烈文表示，对于其主编的刊物《改进》，尽管时常能够见到，却并未购来细读，“自然是非常想拿到案头细读地，但实在心有不甘，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不合作'心理。”最后，他又来了一段“丑表功”，表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若干法币为黎烈文缴
"萧耘、王建中、萧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1月）》，《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艾芜：《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3楼适夷：《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25Ho
'唐弦：《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纳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费，以防黎失去会员资格，并揶揄道：“现年会又届，非再缴不可，老兄还要我减食么？”①一则短短的书简，处处透露出胡风的爽朗幽默，与阴郁晦暗的战争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此时胡风的生活情境并不如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般轻松愉悦，在此之前，他与妻女尚且住在由羊栏猪栏改成的破屋中，不仅要忍受着毛虫和耗子的侵袭，还要经受敌机的骚扰，有一次他的住处周围，“竟落下三颗炸弹，两颗杀伤弹。”,《七月》的编辑工作也异常艰辛，“印刷底困难简直出人想象之外。”曾旦在与友人的信中，却无半点消极的情绪，字里行间皆体现岀一种随性豁达的态度，可见胡风的真性情。其次，从作家的写信口吻也可探究其时的创作心态。艾芜在短简中表示，他此时的新住处“离城六七里，除了文协有事进城而外，多半的时间，都在使自己的生活，变成乡下人的一样……听乡里人讲话，仿佛在故乡生活似的，这对于写作方面，真有不少的帮助”气语气淡然，能从中读出一种经历了战乱流离而又复归稳定后的平静心境。艾青的短简也是如此，他以极为平淡的口吻介绍他所居住和工作的优美环境，介绍一天看书、工作和散步的行程安排，并表示自己“非常宁静地过着日子，我非常安宁地信任自己的工作”％可以看出，抗战前期那种呐喊的激情已然消退，“作家们各自以个性化情感方式沉潜回自己敏感的凡俗生活领域。””写作心态趋于平和理性。总之，这些可从作家短简中深入挖掘出的内容都是值得留意的文学史上富于感性意味的侧面。
《现代文艺》的史料价值还表现在忠实地记录了作家在文学上的成长轨迹，如上文提及的许多新人的初期作品都发表在该刊物上，虽然较为稚嫩，可能没被收录进作家最后的作品集中，但这些也是作家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既有创作发生学的意义，对于了解作家日后的成熟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还有许多作家的转型之作也是发表在《现代文艺》上，如郭风和缪崇群，对他们的研究更是绕不开刊物上的这些作品。扩大而言，由于刊物的创办时间是1940年至1942年，正好处于四十年代文学主题趋于理性深沉、题材趋于丰富多样的特殊转型时期，《现代文艺》也明显地体现出这种转型的趋势和风格，这就为有关这
'胡风：《作家短简》，《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戴光中：《胡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7月，第68页。
a编后记，《七月》第4卷第2期，1939年8月12日。
1艾芜：《我的近况》，《现代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9月25So
'艾青；《夏日书简》，《现代文艺》第2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
"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543页。一时期的更大时空的文学演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具体的文献支撑。
二、还原区域文学发展的样貌
作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现代文艺》呈现出战时性和地域性相融合的特色，通过分析刊物的作者群体，可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是长久扎根于故土的本地作者，还有一部分是为抗战事业而辗转于东南各地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地作家，两者共同致力于东南地区的文化建设，他们生活在其间必然会受到当地风土人情的影响，从《现代文艺》上的创作成果看，许多作品都取材于东南生活，表现内容及艺术手法也都不同程度带有地方色彩。由于东南多地处于沿海地区，海边特有的景象就成为作家笔下的表现对象，如青苗的《柳河上》和菱舟的《复仇》等小说都以渔村和海岛为背景，描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渔夫们,当作家们试图深入挖掘民族精神以建立抗战信心时，海洋文明也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厂民的诗歌《盐海上》便是海边一道独特的风景，在盐海上辛勤劳动的生产战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激励了无数人的奋斗决心。在语言方面，许多作家也都自觉使用方言俚语，使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加深本地读者的理解，如路凡的小说《鶴蚌》中的“三牲”、“草厝”、“女人生仔”等词汇都是地道闽方言，叶澜的《卖花》也是以闽南口语入诗：“汗珠雨样流/也得买出浑身气力/……/卖花卖花阿要买/价钱小花儿好/香味还真大/……”“读起来朗朗上口，别有一番风味。
抗战之前，现代文学所依托的文化中心仅限于北京和上海两地，抗战后虽然文化格局有所改变并形成多个文化中心，但仍然主要集中于重庆、昆明、桂林、延安和香港等地，一直以来，东南地区的新文学发展就相对薄弱。到了四十年代初期，这种情形得到了改变，这也正是得益于黎烈文、王西彦和靳以等众多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通过《现代文艺》这个平台，聚集了一批新老作家，将新文学的火种传遍整个东南地区；同时，刊物上的作品不仅质量较高，而且自觉不自觉地体现着地域文化的诸多特点，使得永安地区一跃成为与桂林、昆明等具有相似地位的文化中心，成为区域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可以说，《现代文艺》丰富了区域文学的创作，承续了东南新文学的进程。进一步而言，从《现代文艺》这一个2叶澜：《小诗六首》，《现代文艺》第4卷第6期，1942年3月25日。
案，也可让人们意识到，文学史研究除了以时间线索建构文学发展脉络这一惯常思路之外，也应充分重视以空间线索重识文学史发展路线图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一、 原始文献
［1］ 改进出版社编：《现代文艺》，1940年第1卷第1期-1942年第6卷第3期。
［2］ 改进出版社编：《改进》，1939年第1卷第1期，1940年第2卷第7/8期,1944年第9卷第4期，
［3］ 改进出版社编：《现代青年》，1942年第5卷第5期。
二、 作品集
［1］ 方敬著.花环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02.
［2］ 靳以著.靳以选集第5卷散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09.
［3］ 王西彦著.王西彦选集第2卷中短篇小说［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11.
［4］ 臧克家著.臧克家全集第6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2.
［5］ 茅盾著.茅盾全集第22卷中国文论五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6］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06.
研究著作
［1］ 刘增人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1.
［2］ 邱文生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