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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战略导向作为一种战略决策观念和模式，对于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战略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创业战略导向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企业资源能力、高管团队等因素，忽略了CEO这一战略决策核心人物的作用。高层梯队理论指出，CEO特质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执行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处于我国高集体主义文化下的CEO具有自恋人格的可能性更大。那么，CEO自恋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业战略导向选择，这引起了本研究的关注。因此，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重点探讨了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同时，基于权变理论分析了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的CEO管理自主权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文章首先对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和管理自主权进行概念界定，并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论述；其次对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并对创业战略导向和管理自主权进行维度划分；最后，通过人工搜集和Wind数据库获取数据，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运用SPSS
20.0和STATA13.1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并得出结论。研究结果表明，CEO自恋程度越高，企业实施外部投资型和混合型创业战
略导向的程度越高，但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没有显著影响；自恋型CEO拥有较高的环境自主权时，会引发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破坏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结构维度，环境自主权在二者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CEO自恋程度越高，其所能实施的外部投资型和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强度越大；但当企业中CEO兼任董事长时，CEO自恋程度与创业战略导向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CEO个人特质这一角度出发，立足于中国创业情景，选取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作为样本，对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两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我国的数据样本，补充了转型经济情景下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研究的直接经验证据，也为深刻理解企业战略选择过程提供给了新思路。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企业应关注自身所处的行业环境；适度调节企业管理自主权，强化自恋型CEO对企业实施创业战略导向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中建立决策问责制模式等管理建议。同时总结了文章在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希望能够给未来研究者以及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关键词：CEO自恋；管理自主权；创业战略导向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绪论1
1.1研究背景与意义1
1.1.1研究背景1
1.1.2研究意义3
1.2研究目的与方法3
1.2.1研究目的3
1.2.2研究方法4
1.3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4
1.3.1研究内容4
1.3.2技术路线5
1.4研究创新之处6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7
2.1CEO自恋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7
2.1.1自恋的内涵7
2.1.2CEO自恋的内涵7
2.1.3CEO自恋的维度划分与测量8
2.1.4CEO自恋的影响因素9
2.1.5CEO自恋的影响效应10
2.2创业战略导向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12
2.2.1创业战略导向的内涵12
2.2.2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划分与测量13
2.2.3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因素14
2.2.4创业战略导向影响效应14
2.3管理自主权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15
2.3.1管理自主权的内涵15
2.3.2管理自主权的维度划分与测量16
2.3.3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16
2.3.4管理自主权的影响效应17
2.4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相关研究18
2.5文献述评18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0
3.1理论基础20
3.1.1高层梯队理论20
3.1.2权变理论21
3.2研究模型21
3.3研究假设的提出22
3.3.1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关系22
3.3.2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24
3.4本章小结28
第四章研究设计30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30
4.2变量测量30
4.2.1因变量30
4.2.2自变量31
4.2.3调节变量32
4.2.4控制变量33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35
5.1聚类结果及分析35
5.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36
5.3回归分析38
5.3.1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回归分析38
5.3.2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39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46
6.1研究结论46
6.2管理建议48
6.3论文的理论贡献、局限性以及未来展望49
6.3.1理论贡献49
6.3.2论文的局限性50
6.3.3未来的展望50
参考文献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全球市场中，企业从根本上仅分为两种：其一，在竞争中通过变革、创新等方式适应环境，推动自身发展；其二，在市场中固步自封并以淘汰收场。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任CEO诺曼曾说道。因此，为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全球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大多数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从长远角度制定发展规划和布局(Andrade,2016)，即制定企业战略。而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将巨变的时代和创业型经济作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这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创业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处于转型经济市场环境下的中国，创业这一概念逐步从个体拓展至企业层面，公司创业也逐渐成为企业寻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具有先动性、风险承担性和创新性的创业战略导向是其在寻求生存发展的同时能够获得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点(杨林等,2016;贾建锋等,2013)。
随着企业创业活动频率的提升，管理学界的学者也渐渐关注到创业战略导向，开始探索其对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绩效的影响(Tangetal.,2008;Tang&Tang,2012;李泓桥,2013;贾建锋等,2013;杨林等,2016;Arzubiagaetal.,2018)，但对于创业战略导向背后的驱动因素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那么，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的动因究竟是什么？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后发现，高层梯队理论所揭示的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影响企业战略选择这一原理恰当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谈及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就不得不关注到企业高层管理者之一的CEO。CEO作为战略决策的核心人物，将会影响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过程以及战略选择和执行过程。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意味着企业必须通过采取具有一定风险性的超前行动击败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市场优势地位(Miller,1983)，CEO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远见卓识，能够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审时度势，做出有效的战略决策。若CEO环境感知力下降，没有魄力和能力执行创业战略导向或做出错误的行动策略，企业的战略布局和发展都将受到负面影响。因此，CEO在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过程中，既可能是推动者，也可能成为阻碍者，而这往往取决于CEO自身的特质。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由于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CEO的有限理性，CEO在进行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够全面认识问题，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并反映在战略决策、执行及其结果中。简而言之，CEO自身的相关特征或特质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执行过程。近年来，关于CEO年龄、
性别、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同时，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CEO心理特征，如CEO过度自信、CEO傲慢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对于CEO自恋这一更为深层的心理特质则尚未受到学界的关注。自恋特质是指，一种高度自我中心化，在自我欣赏的同时渴望获得其他个体的认可和崇拜，始终认为自身具有优于他人的魅力和能力，高度成就导向的人格特质。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自恋这一特质在高层管理者身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Kohut,2009)，究其因果，自恋者所具备特征和能力使其更容易成为组织的管理者和领导者。除此之外，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更易催生自恋的人格特质；因此，相较于美国人，中国人具有自恋特质的可能性更大(Fukunishietal.,1996)。比如格力电器CEO董明珠女士具有典型的自恋型人格特质(吴建祖和龚敏,2018)，而格力电器在产品上致力于研发投入，拥有技术专利60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300多项，在市场上积极开拓，逐步涉足并完善冰箱、手机等家电市场，创业战略导向初见成效。那么CEO自恋对于企业而言影响如何？具备这一特质的CEO是否能够顺应潮流并有效实施创业战略导向？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环境下的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在讨论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时，管理自主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Hambrick&Finkelstein,1987)。根据权变理论，具有自恋特征的CEO是否倾向于制定和实施创业战略导向，并不仅仅取决于CEO自身的特征、特质和能力，还依赖于CEO在进行企业战略决策的过程中所拥有的自由度，即CEO管理自主权。CEO所拥有的管理自主权决定了CEO对于企业战略的决策范围，影响着CEO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由其自身特征所形成的偏好进行决策。简而言之，CEO管理自主权是CEO个体与环境、组织和个体层面的限制因素就其战略决策的合理性进行动态博弈所产生的结果(安玉红等,2017)。当CEO管理自主权较大时，其个人特质对于战略决策结果产生较强的影响，高层梯队理论加强；反之则影响较弱，高层梯队理论减弱。因此，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这一研究框架下加入管理自主权这一要素，探究其在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作用过程中的影响程度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探讨创业板企业CEO自恋特征与企业创业战略导向的关系，同时结合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的管理自主权，考察其在CEO自恋对企业战略导向的作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而帮助企业更加深刻地理解创业战略导向并把握影响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的因素，以顺应潮流获得长足发展。
1.1.2研究意义
1.1.2.1理论意义
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自恋所进行的探讨和研究大多集中于人格心理学领域，将这一概念引入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并展开理论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O'Reillyetal.,2014)。而在CEO的研究方面，虽然大多数学者就CEO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关于CEO特质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着眼于CEO过度自信、自傲等特征，关于CEO自恋的研究少之又少。近年来，创业概念由个体扩展至企业层面，创业导向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为企业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杨林,2014)。众所周知，CEO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那么，自恋型CEO对企业创业战略导向的选择是否产生影响？于是，本研究将二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下，从资源配置视角来考察创业战略导向及其与CEO自恋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过程，本研究将管理自主权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体系，明晰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丰富了CEO自恋和创业战略导向相关理论研究。
1.1.2.2实践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首先，基于“处于高权力距离、中等不确定性规避和高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人更容易形成自恋型人格特质”这一观点，本研究以中国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丰富了国内关于CEO自恋的实证研究，针对自恋型CEO的评价提供了新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学界鲜有文献着眼于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关系。仅有的研究也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本文则立足于中国创业情景，选取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作为样本，就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两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我国的数据样本，补充了转型经济情景下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研究的直接经验证据。最后，将管理自主权纳入实证研究，探讨了其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关系的影响，为企业充分发挥自恋型CEO的才智和魅力，降低CEO自恋的负面效应,从而有利于创业战略导向发展提供了具参考性的建议。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1）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探讨CEO自恋与企业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即当CEO的自恋程度相对较高时，是否更容易促使企业选择创业战略
导向。同时进一步从资源配置视角考察内部研发型和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与
CEO自恋程度的关系。
（2）探讨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的管理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三个层面的管理自主权分别以资本密集度、企业所有制和CEO是否两职合一加以衡量，考察其调节效应的大小。
1.2.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利用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籍及其在线中外数据库资源，检索、归纳整理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以及管理自主权相关文献，重点研究最新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建立良好的基础。
（2）理论分析法
通过对文献的归纳整理，梳理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以及管理自主权之间的关系，从中提炼出本研究的推导思路，作为研究的具体方向，进一步形成框架和模型，并据此提出假设。
（3）回归分析法
本研究实证部分主要使用STATA13.1统计分析工具，通过对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管理自主权等变量的数据搜集、整理和筛选，确定最终有效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1.3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3.1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六章展开，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对本文在何种背景下展开研究、具有何种意义，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技术路线，预期达成的目标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进行详细阐述。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通过文献梳理，对本研究涉及到的CEO自恋、管理自主权以及创业战略导向进行概念界定；回顾以前学者的研究文献，总结目前关于CEO自恋、管理自主权、创业战略导向的研究方向、进展和成果。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在概念界定和回顾已有研究后，以相关理论
为基础进行归纳演绎和逻辑推理，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主要阐述本文在假设检验阶段所使用到的样本选择、数据来源、维度划分和测量方法。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运用SPSS20.0和STATA13.1对搜集到的
样本数据进行聚类、样本特征和相关性描述以及回归分析，并依据检验结果验证假设。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结合理论和现实依据，以及样本固有特点对结果进行讨论。对成立假设进行总结，对未成立假设进行讨论，最终得出本研究的结论，并提出具参考性的建议。
1.3.2技术路线
图1-1研究技术路线图
1.4研究创新之处
第一，从研究角度来看，本文从CEO个人特质这一角度出发探讨CEO个体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实施的影响，为深刻理解企业战略选择过程提供给了新思路。以往研究认为，企业进行战略选择和实施是一个基于外部动态环境影响下的作用过程，所以仅考虑环境层面的客观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而忽略了企业决策者个体所产生的主观约束。本文为此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将环境层面的相关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进一步完善研究体系。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尚且没有学者对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和管理自主权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并将其归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另外，本文区别于以往论文仅笼统地衡量企业整体创业战略导向强度的研究方式，将创业战略导向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内部研发型、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从而更有效地探讨自恋型CEO与不同类型的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综上，本研究建立了关于三者的分析框架，并且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以中国企业为样本，以管理自主权为调节变量，分析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2.1CEO自恋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2.1.1自恋的内涵
自恋(Narcissism)一词来源于一则关于纳西索斯的希腊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纳西索斯的神，在河边的倒影中发现了他俊俏的模样后爱上了自己，自此以后无心茶饭，水米不进，最终溺亡化作了水仙的故事。“自恋”最早由Ellis(1898)将其作为描述非正常自爱表现，即过度自我欣赏的专业术语。Freud(1957)在参考Ellis的文献后，将自恋纳入其“自我”和“超我”的研究模型中，并将其描述为自我崇拜，自我高估的行为，甚至将他人看作自我意识延伸的倾向。同时，自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进入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自恋被理解为临床疾病，是阻碍患者自我发展过程的一种失序人格(NarcissisticPersonalityDisorder,NPD)。尽管大多数学者对于自恋的描述相差无几，但学界对于自恋的内涵界定一度存在较大争议，直到21世纪以来，美国心理学会开始尝试概述自恋人格的定义。
美国心理学会(APA)对自恋人格失序的概念界定为：当个体具有高度自我关注，成就需求较高，渴望获得他人的崇拜，不屑与地位较低的人群为伍，较高的权力意识，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嫉妒心重，傲慢，且缺乏同情心等九种特征中的五种时，可以被判定为自恋型人格(Capalboetal.,2018)。APA指出，大多数获得成功的人都会具有一部分自恋特征，只有当这些特征引起个体的功能障碍和主观痛苦时，才能够归入病理性的人格失序。同时，随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及测量工具的开发，大多数学者也逐渐认识到自恋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群中且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不具褒贬之意(Raskin&Hall,1979;Emmons,1987)。在新的理解基础上，学界对自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定义(于洪鉴等,2018)：一种极度以自我为中心，高度自我关注，持续追求他人关注和崇拜，具有强烈优越感和存在感，对权利和荣誉有着执着追求的人格特质。
2.1.2CEO自恋的内涵
目前，现有文献表明，自恋普遍存在于高层管理者中；另外，渴望晋升到组织顶部需求的人往往也具有自恋这一人格特质。但对于如何准确定义自恋型领导，学界还未达成统一。Rosenthal&Pittinsky(2006)最早给出了自恋型领导的定义，当领导者行为的驱动因素是其自身极端自私的需求，而非为其所处组织机构谋取利益时，该领导具有自恋人格特质，为自恋型领导。除此之外，Resicketal.(2009)认为，自恋型领导在本质上是极端利己主义者，在为组织提供服务之外，其为获取自我优越感通常会不顾一切利用其领导权力和资源。Zhu&Chen(2015)将自恋型CEO描述为具有膨胀的自我观念，并试图不断增强和向外界宣传自我观念的首席执行官。国内学者黄攸立和李璐(2014)指出，自恋型领导往往表现出四个层面的外在特征：魅力，利己主义，欺骗动机和知识抑制。在魅力层面上，领导者往往会表现出具有远见卓识，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具有吸引力的形象；在利己主义层面上，领导者会积极进行自我提升，追求具有魅力的外在形象，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缺乏同理心，具有攻击倾向；在欺骗动机上，领导者盲目自大但注重印象管理，往往会通过虚假关心、制造轰动的效应，情感依赖等方式建立自我在他人眼中的良好形象；在知识抑制层面上，领导者对赞美、认可型反馈表达出青睐，但对负面反馈具有抵制心理，不能接受批评。
尽管CEO自恋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过去的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对CEO自傲和过度自信进行了深入研究，自傲和过度自信与自恋非常相似但又存在显著不同。管理学界对于心理学特征的研究始于自傲假说，所谓自傲，是指个体的主观判断与客观实际相偏离，是一种认知偏差(Hayward&Hamrick,1997)；过度自信则是由自傲假说扩展而来，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个体对于其真实情况的高估和过分确定(Moore&Healy,2008)。对三者加以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恋内涵。首先，三者在传统心理学中属于不同的范畴，由深层人格决定的自恋特质属个性心理学；认知偏差引发的自傲和过度自信则属于认知心理学。其次，许多研究揭示了自恋与自傲和过度自信相比是一种更为深层和本质的特性，具有相对稳定性，个体所处环境对自恋特质的影响非常小(Campbelletal.,2011)。最后，自恋对于外界持续性的关注和肯定具有强烈需求，而自傲和过度自信仅仅是对自身的一种认知偏差(Rhodewalt&Morf,1998)，是自恋者所具有的一种认知特征。
2.1.3CEO自恋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Emmons(1987)将自恋划分成了四个维度：领导力/权威，自负/自我崇拜，优越感/傲慢，功利心/权利。目前针对CEO自恋这一变量的测量方式主要以上述四个维度为基础展开，包括问卷调查法和代理变量法。
问卷调查法是利用Raskin&Hall(1979)设计的NPI(自恋人格量表)进行。NPI由56道自上述维度展开的陈述性测试题构成，根据得分来判断受测者的自恋程度，是最为权威的衡量个体自恋程度的一种方法。Reinaetal.(2014)在探讨CEO自恋与TMT行为整合之间的关系时，运用NPI量表来测量CEO的自恋程度，量表陈述中体现自恋特征的编码为1，相反则编码为0，得分越高则CEO自恋程度越高。Walesetal.(2013)以及Owensetal.(2015)的研究中进行CEO自恋程度测量时，同样使用了NPI量表。
代理变量法是选择非干预性指标来衡量CEO的自恋程度，这些指标包括：公司年报中CEO照片尺寸占比，CEO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说时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与其他人称代词的比例(Juddetal.,2016)，每篇公司新闻报道中提及CEO名字的平均次数，CEO与仅次于其的高管的相对现金和非现金支付情况等(Chatterjee&Hambrick,2007;Rijsenbilt&Commandeur,2013)。Andreasetal.(2013)选取了非干预性指标来体现CEO的自恋程度，并首次将自恋与创业联系起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在研究CEO自恋过程中普遍采用第二种方法，同时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指标进行了合理改善。文东华等(2015)舍弃了CEO照片和相对薪酬的指标，在合理化剩余指标的同时，加入了网络交流平台相关指标。倪清和吴成颂(2017)则选取了CEO相关报道在公司新闻中的占比，CEO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时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的比例以及CEO相对于其他高管的薪酬差距作为CEO自恋的衡量指标来探讨CEO自恋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合国内学者关于CEO自恋的测量，选取企业主页的新闻板块，对CEO进行报道的新闻与企业发布新闻总量的比例；CEO在采访和演讲过程中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及其相关词语“我的”、“我自己的”等与其他人称代词的比例；CEO相对于公司第二大高管的薪酬三个指标来衡量CEO的自恋程度。
2.1.4CEO自恋的影响因素
CEO自恋在企业中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受到外部环境、社会体制甚至个体自身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学者尝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细致的归类和总结，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Ouimet(2010)提出的四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环境层面、文化层面、结构层面以及个体特质层面。
从环境层面来看，当企业面临内外部环境波动和危机时，企业中具有自恋特质的人展现出的自信、自大甚至是自负使其能够容忍较高的不确定性(Nevickaetal.,2011)，有利于稳固大局和安抚人心，从而使其成为企业中的领导者，并带领企业成员共度难关(Maccoby,2007)。因此，内外部环境的威胁和危机能够促进CEO自恋在企业中的产生。
从文化层面来看，在社会文化角度，无论是高度关注个人主义(廖建桥等,2016)还是集体主义(Fukunishietal.,1996)的社会文化，都一定程度上会催生CEO自恋的形成。在企业文化角度，当企业选择高度竞争的文化时，企业成员会因急于求成而急功近利，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吸引他人的关注，从而促使企业形成自恋文化，渴望晋升和成就的自恋个体更易在企业中成为领导者(Duchon&Burns,2008)。因此，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对于CEO自恋的形成均存在一定的影响。
从结构层面来看，当企业中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对管理者的监督控制存在缺陷，信息传递过程透明化程度较低，组织不够成熟时，对具有自恋特征的CEO控制减弱，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想法(Padillaetal.,2007)。而当企业具有完善的监督体系时，结构层面对于自恋型CEO的约束力较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CEO自恋的形成。因此，组织结构层面的监督体制和信息交流透明化程度等对于CEO自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从个体特质层面上来看，领导特质理论提出，当个体所具备的特质与领导特质重合度较高时，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者。Hoffmanetal.(2011)通过研究发现，当个体具有自信、外向、支配能力和个人魅力等特征，其成为领导者时具有较高的领导效率，而这些特质也正是自恋者可能表现出的特征。因此，个体所具备特质同样会影响CEO自恋的形成过程。
2.1.5CEO自恋的影响效应
CEO是企业的管理者、领导者和决策者，其对于制定企业在产品—市场经营决策和战略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Hambrick&Mason,1984)，高层管理者的客观特征和心理特征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影响，其中心理特征分为性格特征和人格特质，而人格特质影响更甚。因此，研究CEO的人格特质对于明晰其对于组织结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表明，自恋型CEO往往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来追求个人目标(Resicketal.,2009)，渴望能够改变世界从而与其内心所认可的世界相匹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即便带来恶性后果也并不会为此而感到愧疚和自责(Susanne,2017)。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指出自恋型CEO能够给企业带来正面影响，例如，自恋型CEO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够保持极度自信并能够团结组织成员，共同度过危机，从而带领组织脱离困境(Maccoby,2007)。本文从CEO自身，其他个体和组织三个层面来归纳其影响。
首先，对CEO自身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个体自身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Rosenthal&Pittinsky(2006)的研究表明，组织内具有自恋人格特质的领导者，往往因自身强烈的自尊心和人格魅力获得赏识，取得晋升的机会。Harmsetal.(2011)的研究显示，自恋人格特征与个体自我领导力开发以及绩效提升正相关。O'Reillyetal.(2014)研究发现，CEO的自恋程度与其所获得的薪酬水平正相关。以上研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恋对于其自身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2008年，Blairetal.则提出了自恋型CEO极度以自我为中心，高度自我认可的特点会使其失去与组织内其他成员的相互信任，导致紧张的氛围，在这样的情况下，CEO所作出的决策往往无法得到支持，自身发展受到限制。Amernic&Carig(2010)
则发现，具有自恋特征的CEO为塑造其自身在社会中的正面形象，往往会夸大业绩，甚至采取不道德的行为(Capalboetal.,2018)。
其次，对其他个体的影响，这里的其他个体主要是指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在对其他个体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CEO自恋会对其他成员产生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在情感方面，自恋型CEO以自我为中心，在组织内出现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时，往往只相信自己，打击员工积极性，降低CEO和员工之间的信任感；同时，CEO急于获得崇拜和掌声，出于自我膨胀效应和自我服务偏差，往往会在情感上对员工造成压力和伤害。Nevickaetal.(2011)通过研究发现，自恋型CEO一定程度上会对组织成员的信息沟通过程产生阻碍。在物质方面，自恋型CEO认为自身对于组织的贡献高于其他个体，从而通过提高自己的现金和非现金报酬来证实自身的重要性，拉大了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的薪酬差距(O'Reillyetal.,2014)。肖小虹等(2018)研究发现，自恋型领导正向促进了员工知识隐藏，当企业中的领导者自恋程度越高时，企业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越低，从而表现出知识隐藏。
最后，对于组织的影响。CEO自恋对组织的影响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且这种影响同样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类。以Hambrick为代表的学者对于CEO自恋的研究较为成熟，且自成体系，他们通过非干预性指标来测量CEO自恋程度，从而研究其对企业绩效和战略选择的影响。在1992至2004年间，他们运用软硬件行业的相关数据来进行研究分析，证实CEO的自恋程度越高，其领导的企业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更具有动态性，表现在收并购规模大于自恋程度较低的CEO，绩效浮动更大且容易出现极端情况。Walesetal.(2013)更深入地探讨了CEO自恋和企业绩效的波动情况之间的关系，构建了“CEO自恋—企业绩效波动”模型，并通过实证证明了CEO自恋程度越高的企业，其绩效波动更为极端。Gerstneretal.(2013)通过对1980-2008年间医药制造业企业面对生物技术的非连续性创新的应对方法的研究，表明CEO自恋会促进企业关注行业内的创新行为。Reinaetal.(2014)引入了组织认同程度这一变量来调节CEO自恋对企业影响的正负性，研究表明，当CEO的组织认同度高时，CEO自恋对企业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产生负向影响。Juddetal.(2016)探讨了CEO自恋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自恋型CEO倾向于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提高企业的财务业绩。Petrenkoetal.(2016)利用1997-2012年“标普500”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CEO自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正相关，另外，CEO自恋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推断，企业社会责任极有可能是自恋型CEO获取社会关注的方式和手段，而并非为了企业绩效。
2.2创业战略导向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2.2.1创业战略导向的内涵
创业战略导向(EntrepreneurialStrategicOrientation)研究开始于学术界对战略决策模式的研究，是以战略选择观点为理论基础的。Miller(1983)最早提出了公司创业战略导向的概念，他将创业研究从个体拓展至企业层面，认为致力于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愿意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采取超前行动来击败其他竞争者，并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是具有创业导向的企业。除Miller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同样对创业导向的定义做出阐述(见表2-1)。
表2-1创业战略导向概念界定汇总
Lumpkin&Dess(1996)、杨林等(2016)和刘伟等(2014)认为创业导向是企业的战略选择，应从战略视角来展开研究，由此可见，创业战略导向已经成为公司创业研究的新视角，受到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2.2.2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战略导向是一个会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化而发展的变量，是多维度的，且不同时期赋予其的维度和测量方法是不同的(Lumpkin&Dess,1996)。就现有文献来看，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划分法有二维、三维、四维及五维等。其中，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主要包括Miller的三维划分法和Lumpkin&Dess提出的五维划分法。
Miller提出从三个维度来反映公司的创业维度，分别为创新性(Innovativeness)，指公司支持和尝试创造性活动的意愿程度；风险承担性(Risk-taking)，指企业将资源用于风险事业创建的意愿程度(Miller&Friesen,1978)；先动性(Proactiveness)，指企业优于竞争对手，追求新的市场机会的意愿程度(Zahraetal.,2000;Tang&Tang,2012)。Lumpkin&Dess(1996)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竞争自取性(CompetitiveAggressiveness)和自主性(Autonomy)两个维度。竞争自取性反映了企业为了击败对手而做出努力的程度，自治性则是指企业在想法提出和行动实施方面的独立程度，反映了企业自我掌控的能力和资源的可获得性(Tangetal.,2008)。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进行划分。张映红(2005)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后，分析得出创新性、冒险性、竞争积极性和先动性四个维度，且维度之间互相独立。焦豪等(2007)选取了我国长三角地区企业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创新性与先动性具有相类似的特征，而风险承担性则与前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即，我国情境下的创业导向可以划分为创新先动性与风险承担性两个维度。蒋峦等(2010)认为创业战略导向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创新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同时，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在中国背景和文化特征下，从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从战略视角对创业导向展开研究是较为合理的(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谢卫红等,2013;杨林等,2016)。
关于创业战略导向的测量，本文借鉴了Williams&Lee(2009)的测量方法，采用企业每年内部研发支出和每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共同衡量创业战略导向，前者体现了创新性和风险承担性，后者体现了企业的主动搜寻和向外拓展的先动性。另外，Miller(1983)指出，企业的创业战略导向是由各个维度共同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效应，各维度之间并不相互独立(Covin&Slevin,1991;Lumpkin&Dess1996)。因此，本文采取了将各维度合成一个变量的
方式来综合考量企业的创业战略导向程度。
2.2.3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界正积极探索不同层面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从行业环境、制度，公司治理等公司内外部因素展开。Simseketal.(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在宽裕和复杂的环境下更倾向于创业战略导向；Lee&Peterson(2000)研究发现，当个人主义和成就导向对于社会文化氛围的适应能力更强时，企业的创业导向将被增强；Dai&Si(2018)从战略和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政策与企业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政策，如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管制，将会影响企业的创业战略导向选择；刘伟等(2014)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投资的保护程度和政府干预度和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朱秀梅和肖雪(2016)研究得出，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更多的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即，经济转型背景有利于我国企业积极实施创业战略导向。
除外部环境会对企业的创业战略导向选择产生影响之外，企业内部的因素，包括基本特征、高管团队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特征等。Zahraetal.(2000)利用两百多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证实股权结构、董事会的规模、外部董事持股比例以及CEO是否两职合一等公司治理特征都是创业战略导向的重要影响因素。Williams&Lee(2009)通过研究证实了，企业中的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知识网络特征对于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资源配置是企业实施创业战略导向的关键要素。Palmeretal.(2019)认为，企业中的文化氛围同样会影响其创业战略导向的选择。傅明华和郭敏(2016)认为中小企业只有在资源相对充足且仍处于企业的成长或成熟期时，才会主动采取创业战略导向。严中华等(2013)验证了不同类型的领导对企业创业导向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创业导向。杨林(2014)则探讨了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认知多样性对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均呈正相关。刘追和刘孟(2017)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激励能够促使企业表现出风险承担性和主动竞争性，增强其创业战略导向。
2.2.4创业战略导向影响效应
现如今，面对日益复杂和动荡的外部产品—市场环境，企业或为了维持自身在市场中的已有竞争优势，或为了抢占市场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表现出积极创新、风险活动搜寻的特征(贾建锋等,2013;蔡俊亚和党兴华,2015)。这一过程和变化体现出，企业要构建和保持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必须通过创业战略导向来保持对动态环境不稳定性的适应能力，克服路径依赖，不少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
了这一点。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包括：Covin&Slevin(1991)指出，创业活动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也是具有优异绩效表现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Zahraetal.(2000)则发现，在创业战略导向的各个维度上对于企业的组织变革、业务扩展和绩效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Tangetal.(2008)的研究表明，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负向关系，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Tang&Tang(2012)探讨了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导向与中小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Arzubiagaetal.(2018)证实了创业导向能够有效促进其市场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国家族型中小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的作用。
来自我国国内样本的研究则包括，李泓桥(2013)则发现，创业导向对于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张捷(2010)则指出，实施创业导向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贾建锋等(2013)认为创业战略导向能够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探寻发展机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给企业带来较高的绩效水平。周萍和蔺楠(2015)指出在转型经济下，探索性的搜寻策略比开放性的策略对于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更大，而创业战略导向是有效的搜寻策略之一。杨林等(2016)在资源配置视角下来研究创业战略导向，他利用我国2006-2010年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创业战略导向对营利性和成长性的创业绩效均产生了正向作用。
2.3管理自主权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
2.3.1管理自主权的内涵
管理自主权(ManagerialDiscretion)，也称管理自由度、经理自主权，是为调和两种极端观点而引入的(Hambrick&Finkelstein,1987)，即组织生态理论提出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影响是有限的与战略选择理论提出的高层管理者对组织产出存在重大影响。在管理自主权这一约束条件的限制下，高层管理者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从战略管理的视角来看，管理自主权是指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进行战略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自由程度(Hambrick&Finkelstein,1987)。Ponomareva&Umans(2015)则认为，高层管理者在提高企业外部环境适应性的过程中，所能够进行战略选择的范围和程度。另一种观点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对管理自主权进行定义。这一观点认为管理自主权表现为高层管理者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李有根和赵西萍,2004)，是高管在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选择过程中实际影响力。管理自主权是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要素，企业给予高层管理者的自主权，应能够促使其绩效最大化。Kee&Kabanoff(2008)将管理自主权描述为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的整体结构、产品和服务进行具有独立性和实质性改变的程度。Yanetal.(2010)认为
管理自主权是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具有实际控制能力时，其所选择的战略对于企业发展的促进程度。而战略观点和治理观点差别在于，战略观着眼于高层管理者拥有的决策自由的范围，而治理观聚焦于决策自由所带来的影响程度。
2.3.2管理自主权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本研究从战略视角对管理自主权进行维度划分和测量。Hambrick&Finkelstein(1987)认为应从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三个维度对管理自主权进行分析。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指出，环境自主权决定了企业所能够进行的战略变革的范围和程度，组织和个体自主权则决定了组织中管理者决策行为的自由度。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上述三个维度对管理自主权进行划分。
从环境层面上来说，管理自主权主要受到企业所在环境的成长性和资本密集度的影响。在成长性较低，资本密集度高且产品市场需求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企业具有高资本投入，低资金周转率和组织惯性大等特征，高层管理者能够自主决策的空间和机会有限，管理自主权水平较低(Hambrick&Finkelstein,1987;
Ponomareva&Umans,2015)。
制度环境同样对CEO管理自主权产生影响，例如组织内的资源、组织惯性、董事会特征、所有制性质和股权结构等。研究证实，正式制度会降低CEO管理自主权，非正式则增强(Crossland&Hambrick,2011;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Finkelstein(1992)研究证实，管理者的自主权在具有强惯性的组织中会被减弱。黄越等(2011)对现有研究中公司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自主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二者具有负相关关系。苏文兵等(2010)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与管理自主权的发现，得出研发投入正向影响管理自主权。
在个人层面上，CEO本身的认知能力、环境耐受力、政治敏感度等个人特征对管理自主权有显著影响(Hambrick&Finkelstein,1987;Yanetal.,2010)。刘兵等(2015)通过研究指出，当企业中CEO同时兼任董事长一职时，CEO管理自主权加强。
综上所述，关于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本文参考杨林等(2018)的研究，选取了资本密集度（企业年度总资产与营业收入比值）、所有制性质（国有制和非国有制）、两职合一（CEO是否两职兼任）三个指标加以衡量。
2.3.3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
梳理现有文献后，学者们主要从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两方面进行研究。关于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基本形成了统一的结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行业坏境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产品的市场需求，行业内的资本密集度、成长性，市场和行业的管制，行业内的竞争程度(Ponomareva&
Umans,2015;Balletal.,2018)。第二，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董事会特征、企业文化和规模、可支配资源、管理制度、股权结构等(Sirenetal.,2018)。Hambrick&Finkelstein(1987)证实了在更为开放的企业文化中，CEO拥有更高的管理自主权。张长征和李怀祖(2008)则认为CEO能够支配的资源越多，其管理自由度的范围越大。第三，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但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较少，主要通过理论推导得出，CEO的个人特质，例如任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会影响管理自主权的大小(刘兵等,2015)。CEO是否两职兼任同样会影响其管理自主权的大小。值得一提的是，Carpenteretal.(1997)的实证检验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管理者所能够感知到的管理自主权更大，且更易感受到管理自主权差异性。
2.3.4管理自主权的影响效应
管理自主权是连接高管团队作用于组织成果两种极端结果的变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绩效受到高层管理者团队战略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除了受到高管团队自身的战略决策能力，还依赖于他们的管理自主权，也就是，他们拥有的制定和实施战略决策的自由度。目前，对于管理自主权到底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企业绩效，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证实了，当CEO与公司利益保持一致时，管理自主权对企业绩效起积极促进作用，但当管理自主权达到一定强度时，将反向影响企业绩效。Snell(1989)提出管理自主权的高低会影响多元化战略选择。同时，CEO的管理自主权对其薪酬水平有重要影响，管理自主权越大时，CEO的薪酬水平越高，与其他高管的薪酬差距越大(张长征和李怀祖,2008)。Zhaoetal.(2010)研究得出，当企业处于剧烈竞争的环境下，CEO管理自主权正向促进企业绩效；在竞争较弱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负向相关。安玉红等(2017)运用模拟实验法验证了高管团队管理自主权对决策效果的影响，证明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Balletal.(2018)运用美国医药行业十二年内的产品召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管理自主权的大小对产品召回存在影响作用的结论。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管理自主权纳入到高层梯队理论研究框架。
除上述管理自主权对企业层面的直接影响外，在管理自主权的影响效应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也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在CEO拥有高度管理自主权时，高管团队任期与战略持续性、高管团队规模和企业绩效、CEO专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加强(Hambrick&Finkelstein,1990;)。Li&Tang(2010)发现，管理自主权正向调节了CEO傲慢与企业风险承担性之间的关系。连燕玲和贺小刚(2015)研究发现管理者在组织、环境和制度方面的自主权对于经营期望和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刘兵等(2015)
通过研究证实，管理自主权调节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Prasad&Junni(2017)以企业规模衡量CEO组织层面的自主权，验证了其在CEO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王晓蕊和葛玉辉(2017)通过研究证实，管理自主权调节了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上述文献探讨了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而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和企业行为之间。CEO管理自主权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或一个省份的正式和非正式体制与组织行为和成果的关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Crossland&Hambrick,2011;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张志学等,2013)。Wangrowetal.(201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管理自主权在外部环境与企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Sirenetal.(2018)探讨了CEO倦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以管理自主权作为调节变量，证实了管理自主权在二者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2.4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相关研究
CEO自恋的四维度包括：领导力/权威，自负/自我崇拜，优越感/傲慢，功利心/权利，基于这一维度划分，自恋型CEO将表现出过度自信、傲慢、自负等性格特征(O'Reillyetal.,2014)。而创业战略导向的三维度划分包括风险性、创新性和先动性。就现有文献而言，尚无学者直接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但有少数学者就其部分维度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一部分学者认为自恋型CEO所表现出的个性和行为特征对具有风险性、创新性或先动性特征的战略具有负面影响。姜付秀等(2009)通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容易做出过度投资决策，从而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加企业的信用风险(Linetal.,2005;郝颖等,2005;Hackbarth,2003)。然而，具有自恋型特征的CEO并非一定会给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Galasso&Simcoe(2011)通过研究证明，过度自信的CEO倾向于通过企业创新绩效来证明自身才能。Hirshleiferetal.(2012)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CEO将促进企业在研发创新上的投入，加强企业的创新产出。Li&Tang(2010)探讨了CEO自负与企业风险型战略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之间呈正向促进作用，CEO越自负，企业选择风险型战略的可能性越大。Zhu&Chen(2015)研究发现，具有自恋特征的CEO会通过干涉企业董事的选择，从而巩固其战略决策，增加企业的风险性支出。钟熙等(2018)探讨了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国际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发现过度自信的CEO对企业国际化的范围、速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文献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变量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现了自恋型CEO所表现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与具有风
险性、先动性和创新性特征的战略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从CEO个体特质来研究创业战略导向的根本驱动因素。本研究将基于创业战略导向的过程视角，在CEO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的情况下，依据企业实施创业战略导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组织行为特征，构建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和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指标和体系，探究CEO自恋在管理自主权情境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影响机制，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如下：
从研究视角来看，其一，国内外学者就CEO特征对组织的行为和成果的作用情况已经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就CEO自恋这一人格特质维度与企业战略决策和执行的研究比较少，以国内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更为缺乏。虽然有部分学者思考过关于CEO自恋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但仅仅是将创业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CEO自恋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并没有将二者单独放入理论框架中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其二，目前就创业导向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少，但缺乏从资源配置视角对创业导向进行研究的文献。其三，现有对管理自主权调节效应进行研究的文献大多数集中于其在高管团队与企业战略之间的作用，从未探索其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从理论基础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创新战略或战略变革的理论研究，而对于创业战略导向的理论研究鲜有涉略。且这部分涉及创业战略导向的文献，也并未对创业战略导向进行维度划分，探索各个维度上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总的来说，对于创业战略导向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
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缺乏探讨在一定的管理情境下，CEO特质对企业层面影响的定量研究，单纯地考虑CEO个体对于企业战略的影响是片面且不稳定的。此外，以创业战略导向为核心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体系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建立在高层梯队理论和权变理论的基础上，其中，高层梯队理论解释了CEO所具有的自恋特征可能对企业进行战略选择产生影响的理论依据；权变理论则解释了管理自主权对CEO进行战略选择这一过程可能产生影响的理论依据。
3.1.1高层梯队理论
Hambrick&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Theory)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CEO的有限理性，CEO在进行战略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够全面认识问题，会受到其自身心理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并反映在战略决策、执行及其结果中。所谓人口统计学特征是指CEO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能和社会背景等，心理特征则包括性格特征和人格特征。由于个体在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而导致其在行为选择存在偏差，即便处于完全相同的内外部环境中，不同的CEO也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组织后果。在Hambrick&Mason提出高层梯队理论后，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并将其运用到理论和实证研究中。Pollock&Ficher(2002)通过探讨CEO对于股票期权的影响情况，得出权力是高层梯队理论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具有实质性权力的CEO才能够组织产生影响。Smithetal(2006)则进一步分析了权力在高管团队中的分布情况对于理论有效性的影响情况。国内学者同样对高层梯队理论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和丰富。杨艳和李红梅(2018)提出，并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个体对于战略选择产生影响，高层管理者作为一个团队，其存在的差异性，同样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并指出企业中的沟通和冲突，高层管理者的心理特征等变量是丰富高层梯队理论的重要因素。
本文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对CEO自恋特质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解释。自恋型CEO的控制力强，期望通过创新和市场开拓来彰显自己的能力、见识以及对产品市场的掌控能力；同时，自恋型CEO的冒险精神、自我崇拜、对风险的估计偏差，使其对于不确定性环境具有更高的容忍度，敢于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另外，存在自恋特征的CEO对于挑战的青睐远高于非自恋型CEO，他们往往更愿意另辟蹊径，而不是固步自封或进行模仿。结合高层梯队理论，CEO的人格特征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组织后果。因此，当CEO在战略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时，往往会表现出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采取超前竞争行动等倾向，从而促进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以期证明自身能力
获得他人的掌声和认可。
3.1.2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产生于人们想要寻求一种合理且普适的管理理论而不得的时期，人们不再认为在管理学中存在一种“万金油”式的普适行事方式，必须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时，能够因地制宜地认识和解决管理问题，“权变”二字即为权宜应变。权变理论认为，在管理过程中，组织会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情境的管理方法，管理者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必须与内外部环境相匹配(Luthans,1973)。权变理论强调，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合理反映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中战略决策者对于环境的正确解读，有效的战略决策依赖于决策者能够把握环境态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何铮等,2006)。因此，权变理论是探讨组织内外部环境与其内部战略选择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武立东等,2012)。
任何理论都存在一定的边界，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同样存在边界。从权力边界的角度来看，当CEO根据自身的认知进行战略决策时，管理自主权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权变变量。根据权变理论，当CEO所有的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的管理自主权产生变化时，其所能够进行战略决策的范围、程度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自恋型CEO在进行战略决策过程中，受管理自主权的影响会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3.2研究模型
本文的研究模型由自变量CEO自恋、因变量创业战略导向以及调节变量管理自主权构成（见图3-1）：
自变量CEO自恋为单一维度变量，本文根据Emmons提出的CEO自恋维度划分法来构建CEO自恋的衡量体系，并最终形成自恋程度指数这一单一维度。因变量创业战略导向则从资源配置视角划分为三个结构维度。本文结合杨林
等(2016)关于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划分方法，将体现企业创新性和先动性的内部研发和体现企业风险承担性的外部投资两个维度进行组合，将样本年数据转变为分布在二维空间中的散点，这些散点的不同位置反映出企业对于创新活动搜寻和风险活动搜寻的相对重视程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四种不同结构维度的创业战略导向：保守型、内部研发型、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由于后文对样本的聚类分析结果中，保守型企业年数据仅有1条，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CEO自恋对其余三类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效应。
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侧重于研究开发，即企业倾向于运用内部技术来进行创新活动搜寻，从而获得新的产品或技术，形成产品优势。这一模式对内部研
发具有较高程度的资源承诺，专注于利用已有的研发网络和技术来获取新的创业机会。内部研发是创业导向型企业获取新产品或新技术，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战略之一，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核心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影响。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侧重于企业总资产的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如投资、并购其他企业，购买新型设备来赋予现有生产活动新的能力等，从而开辟未来的经营发展领域。这一模式强调对外部投资机会做出更多的资源承诺，从而形成规模增长。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综合的结果，同时为内部研发和外部投资活动作出高比例的资源承诺，企业对于内部研发和外部投资活动投入的资源占比较高。选择这一类型的企业往往需要具备强大的资源获取、配置和整合能力，否则将无法顺利实施创业战略导向或导致较高的潜在风险。
根据权变理论，CEO所拥有的管理自主权将会影响CEO进行战略决策这一过程，因此，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加入管理自主权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调节变量管理自主权则划分为环境、组织和个人层面三个维度，分别探讨各个维度在主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如图3-1所示）
3.3研究假设的提出
图3-1理论模型
3.3.1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关系
企业战略选择始终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但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将目光从宏观因素（如行业、市场、经济环境等）与企业战略的关系研究转向企业内部微观层面，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心理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由于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和CEO的有限理性，CEO的心理特征，尤其是人格特征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组织后果。部分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后发现，高管团队的功能和跨功能协调(Seigyoung&Bulent,
2005)、CEO特征(Chaganti&Sambharya,2010)，尤其是CEO自恋(Chatterjee&Hambrick,2007;Susanne,2017;Capalboetal.,2018)这一特征对企业战略选择存在重要影响。
首先，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效应。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特点表现为风险程度较低，组织内部的资源共享效应较高，学习能力较高，鼓励和宣传企业家精神等。但从研发投入到取得预期成果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内部研发型企业要想获得新的技术或产品往往需要一到两年甚至时间跨度更大的研发周期，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对缓慢，且是否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非常低(Suetal.,2009)。从CEO的角度来看，利己主义和知识抑制是自恋型CEO重要的外在表现特征(黄攸立和李璐,2014)，自恋型CEO往往更倾向于能够在更短的时期内获得更大的成功，从而能够充分彰显自身能力，满足自恋需求，达到利己的目标，而内部研发型战略周期长、进度慢的特点则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自恋型CEO对于他人具有优越感，认为自身能力远在他人之上，而内部研发往往需要一个专业团队甚至整个企业共同努力，成员之间需要充分共享信息，才能够推动研发进程，增大获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知识和信息的共享过程将会降低自恋型CEO的优越感。简兆权等(2018)提出，过度自信的CEO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项目(Capalboetal.,2018)，而内部研发作为相对风险较低、长周期的战略，并不容易受到自恋型CEO的青睐。另外，于洪鉴等(2018)在探讨CEO自恋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过程中指出，尽管自恋型CEO正向促进企业投资，但实际上研发投入存在投资不足，而对外投资则存在过度现象，从而抵消了CEO自恋对企业选择内部研发型战略过程实际存在的抑制作用。
其次，CEO自恋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效应。与内部研发型相比，外部投资型战略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特征，逐渐成为企业实现快速规模扩张和跳跃式发展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目前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机会和挑战较多，外部投资，比如并购，是企业进行快速扩张壮大，提高市场份额，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经。从CEO的角度来看，自恋型CEO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特征，因此他敢于冒险，高估自身能力而低估创业活动中的风险(Hirshleiferetal.,2012)，能够从容应对创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大胆投资，促进创业战略导向的实施。同时，与非自恋型CEO相比，自恋型CEO往往因过于自信而乐于接受挑战性，因此倾向于探索市场环境而不屑于模仿竞争对手(Bernardo&Welch,2010)，从而加大对外部投资的投入，利用超前行为获取有力竞争地位，以此展示自己高人一筹的能力和魅力。Petersonetal.(2012)通过研究发现，自恋型CEO为获得赞赏和荣誉往往会急于求成，倾向
于并购等高风险决策。倪清和吴成颂(2017)提出，其一，过度自恋的CEO对于那些能够满足其自恋需求的投资项目更有好感，且往往出于自利目的采取大胆、标新立异的战略举措，通过并购实现企业规模扩张来达到吸引外界关注的目的；其二，CEO的自恋特征会影响CEO对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判断，自恋型CEO往往认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预判的结果高度抑制，从而对于其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做出不准确的判断，低估风险和成本，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显然，具有自恋特征的CEO有助于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
最后，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效应。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往往要求企业具有资源基础雄厚，高层管理者具有更加丰富的协调、治理复杂业务的经验和能力。从CEO的角度来看，其一，自恋型CEO更希望能够在复杂和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展示个人魅力，加强自身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其二，实施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企业本身在资源丰富性具有较大优势(Li,1996)，CEO更倾向于从多个层面彰显自身的能力和魅力。因此，具有自恋特征的CEO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差异性影响。
假设1a：CEO自恋与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显著负相关。假设1b：CEO自恋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假设1C：CEO自恋与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
3.3.2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根据权变理论，CEO所拥有管理自主权的大小影响着其进行战略决策的过程，在不同程度的管理自主权下，CEO进行战略决策的范围、强度都将呈现差异性。关于管理自主权在CEO进行战略选择、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调节作用的研究表明，当CEO在管理过程中选择的范围和自由度较大时，即管理自主权较大时，其能够按照自身的认知来经营公司，选择战略和处理不确定性问题(Crossland&Hambrick,2007)，当CEO具有较大的战略选择自由度，CEO本身存在的某些特征对组织的行为选择和结果产生影响的概率更大；但当CEO的管理自主权受到限制，缺乏管理自主权时，根据CEO的特质来推断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结果的可信度降低，管理者不能够尽可能地按照自身的想法来实施战略选择(罗东亚和张向群,2017)。因此，结合本研究的特点，选取资本密集度、企业所有制性质和CEO两职合一三个要素分别来反映上述三个影响因素。
3.3.2.1环境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企业或组织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影响CEO环境层面的管理自主权的重要因素
(Li&Tang,2010)。资本密集度相对较小的企业具有高灵活性、多资源的特征(张伯伟,2000)，倾向于分散投资，均衡收益(李竞等,2017)，此时，CEO环境自主权较大；但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具有已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慢等特征，从而造成组织刚性，进行组织战略调整和变革需要耗费昂贵的成本，此时，CEO环境自主权较小。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度将影响CEO的管理自主权大小，从而对自恋型CEO所能够进行的创业战略导向的强度和自由度产生影响。
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显著特征为风险性相对较小，但时间跨度大，研发的时间跨度往往超过1年，且达到预期效果的不确定性较高。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最显著的特征为风险高，但其时间跨度相对较小，更能够彰显自恋型CEO敢于冒险，接受挑战，展示能力的特征。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具有灵活性较高，资金周转能力较强的特征，这使得企业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提高。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企业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探索得出，CEO管理自主权的扩大增强了企业的风险事业建设能力，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这说明，在资本密集度较低而CEO管理自主权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对于风险的容忍和承担能力增强，企业本身会倾向于采取高风险的战略；加之，随着管理自主权的扩大，自恋型CEO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战略选择的可能性越大，为了能够充分展示自身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才能，自恋型CEO选择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可能性增强，选择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可能性降低。因此，可推断，随着环境层面管理自主权的扩大，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
实施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企业对于内部研发和外部投资所作出的资源承诺较高，其本身具有雄厚的资源基础以及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杨林等,2016;Palmeretal.,2019)。在资本密集度较小，环境自主权较大的情况下，CEO对于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加强，而CEO自恋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原因之一，随着CEO自恋程度的增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增强(倪清和吴成颂,2017;Capalboetal.,2018)。因此，自恋型CEO的过度投资行为将会破坏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结构维度，而当资本密集度较大，CEO在环境层面的管理自主权受到一定限制时，能够对自恋型CEO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维持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维度的结构稳定性。因此，可推断，当资本密集度较小，环境自主权相对较大时，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显著减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环境层面的管理自主权在CEO自恋和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2：环境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效应。
假设2a：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小，CEO的外部环境自主权越大，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增强。
假设2b：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小，CEO的外部环境自主权越大，CEO自恋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作用增强。
假设2c：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小，CEO的外部环境自主权越大，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减弱。
3.3.2.2组织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大环境下，但仍以国有或国有控制为主体经济。国有企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外，还具有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特殊性质，其所受到的控制和干预比之非国有企业要大(Faccio,2006)。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维持企业正常运营之外，还需要实现相关的政策目标，管理者进行战略选择和实施的范围都将受到政府出台制度和政策的限制(Lioukasetal.,1993)，其自身的认知和特征体现在企业战略选择结果中的可能性相对降低。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不必承担额外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所受到的干预和控制相对较小，CEO战略决策和实施的范围较大。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并支配着大量的资源(张世超,2016)，而创业战略导向对于企业所能够作出的资源承诺要求较高(Palmeretal.,2019)，另外，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更为紧密，所享受到的政策优惠更大；非国有企业CEO尽管受到较少的限制，但其在资源承诺方面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CEO所能够支配的资源规模大小是影响其所拥有自主权大小的关键因素(张长征和李怀祖,2008;Siren
etal.,2018)。因此，CEO在组织层面自主权的调节作用必须从资源基础和职权限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资源和政策保护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当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时，其对风险活动的搜索能力加强(李竞等,2017)，更有可能突破壁垒进入新的市场，从而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更大的影响效应，其所能实施的创业战略导向强度增加，高层管理者通过产品或市场创新以彰显自身能力和价值的可能性也更大(巫景飞等,2008)。刘伟等(2014)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投资的保护程度和政府干预度和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Dai&Si,2018)。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具有自恋特征的CEO对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效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更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CEO在职责和职能等多方面都会受到政府的管制，从这一角度来说，CEO组织层面的自主权受到一定的影响(Lioukasetal.,1993)，最终可能导致管理者在战略选择过程中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且在国有企业中，往往会要求CEO尽量确保平稳发展(顾斌和周立烨,2007)，CEO自恋引起企业过度投资现象发生的概率降低，其对于内部研发型以及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负面作用降低，增强了各维度的结构稳定性。据此可推断，相比而言，国有企业中，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减弱，对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同时，在国有企业中，自恋型CEO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相关性降低，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能够维持混合型战略的结构稳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组织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效应。
假设3a：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制企业下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减弱。
假设3b：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制企业下CEO自恋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
假设3c：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制企业下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
3.3.2.3个人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现代管家理论指出，CEO作为企业“管家”，并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在充分满足自恋需求的前提下，同样会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顾及企业的绩效提升，为企业选择能够占领产品市场并合理有效提高其竞争能力的企业战略。在此理论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CEO自恋程度越高，CEO对于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可能性越强(傅明华和郭敏,2016)。究其原因在于，其一，兼任董事长的CEO在能力和意愿上对于风险程度的容忍力提升，更加青睐能够充分展现CEO个人魄力和能力的风险型战略(Li&Tang,2010)，在风险型创业活动中的投入也将相应增加(Zahraetal.,2000)，从而促使企业选择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其二，董事长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是对管理层决策进行监督和管理的第一道防线(Donaldson&Davis,1991)，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CEO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少了一道重要的监管路径，其所拥有的个人自主权提高(Goyal&Park,2002)，即便CEO所作出的战略选择错误或执行失败，也不必担心会受到过分严格的惩罚(高遐等,2012)。因此，CEO会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开拓性的战略来实现组织的发展(饶育蕾和王建新,2010)，企业选择外部投资型和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可能性增强。其三，CEO两职合一较大程度上降低了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了CEO进行战略决策和执行的效率，能够充分地发挥CEO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宋增基等,2009)，加强了CEO自身特征反映至战略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可推断当CEO两职合一时，自恋型CEO选择外部投资型或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可能性越大。
从另一角度来看，当CEO两职合一时，其对于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减弱。原因在于，当企业CEO兼任董事长时，CEO不得不从企业、股东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出发进行企业战略决策，这要求CEO成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管家(顾晓伟,2012;李琳,2014)，采取对企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战略，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CEO自身来看，CEO希望保证自身利益，维护自身地位的稳定；从企业视角来看，同时作为董事长的CEO与企业存在“共荣辱”的关系，这要求CEO在进行战略决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控风险，一定程度提高了CEO对稳定型战略的倾向性，且避免了CEO自恋促使企业过度投资的现象，降低了CEO自恋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因此，可推断，当CEO两职合一时，由于身份角色的转换以及自主权的扩大，自恋型CEO必须将风险控制在企业本身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范围内，其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对于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且能够有效维持其结构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4：个人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效应。
假设4a：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CEO在个体层面的管理自主权更大，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抑制作用减弱。
假设4b：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CEO在个体层面的管理自主权更大，CEO自恋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
假设4c：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CEO在个体层面的管理自主权更大，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促进作用增强。
3.4本章小结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章将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结合自恋型CEO所具备的性格、心理和行为特征与实施创业战略导向的战略决策者的特征，研究CEO自恋对企业选择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并引入管理自主权变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首先，本章就研究主题给出了本文的理论依据；其次，就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的理论模型；最后详细阐述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的影响以及管理自主权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章依据理论基础建立研究模型后。
第四章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关于创业型企业的年限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分别有6年(Amasonetal.,2006)、8年(Zhang&Li,2010)、10年(Forbes,2005)，综合现有文献，本文将创业型企业的成立年限界定在10年。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的742家公司作为
研究对象，以2008-2017年作为研究区间。我国创业板于2009年正式开盘，目的在于促进自主创新创业及其他成长型企业发展，因此，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很大程度上确保样本仍然处于创业阶段，同时剔除ST、金融企业等以避免异常值对结果的干扰。在此研究样本基础上，考虑自变量CEO自恋的相关因素，对样本根据如下条件进行筛选：（1）CEO任职年份处于本研究样本的时间范围内，且任期至少为4年；（2）可以得到本研究所需要的关于CEO自恋、管理自主权以及创业战略导向等基础数据。最终获得239家企业共251位CEO2008-2017共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中关于CEO自恋的二手数据通过企业官网及各大网站获取，其余数据通过WIND数据库获得。另外，因变量的数据时期(2009-2017)滞后于其他变量(2008-2016)，滞后期为1年。
4.2变量测量
4.2.1因变量
对于创业战略导向(EntrepreneurialStrategicOrientation)的测量方式，本研究在Williams&Lee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样本实际进行衡量，采用样本公司的研发支出和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其总体创业战略导向，研发费用占比体现了企业在创新事业和具有高风险的事业上的投入程度，而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则反映了企业向外探索，主动搜寻企业外部的成长空间的投入程度，二者综合体现了其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周萍和蔺楠,2015;刘追和刘孟,2017)。具体操作方法为：以Xit表示第i家公司第t年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Yit表示第i家公司第t年的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则在二维坐标轴中的点(Xit,Yit)体现了第i家企业第t年的创业战略导向状况。根据欧几里得距离公式计算点(Xit,Yit)到原点的距离测量第i家企业第t年的创业战略导向强度。其公式为：
ESOit即为第i家公司第t年的创业战略导向强度，其值越大表明公司的创业战略导向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
4.2.2自变量
CEO自恋指数(CEONarcissism)这一变量的获取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目前来讲，测量CEO自恋水平最权威且可信度高的方法是Raskin&Hall的“自恋人格量表(NPI)”，但基于量表中问题的数量和敏感度以及CEO的参与意愿，采用NPI往往会导致低参与度并降低所收集数据的可信度。因此，本文采用非干预性指标来衡量CEO自恋水平。心理学研究结论表明，自恋作为深层次的内在性格特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本文借鉴Chatterjee&Hambrick(2007)，文华东等(2015)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仅选用CEO任期内第二年(t)与第三年(t+1)的自恋数据取均值后得出自恋指数，用以反映CEO在整个任期内的自恋程度（由于CEO上任的第一年情况复杂，相关指标的有效性降低，本文剔除CEO任期第一年的相关数据）。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包括相对薪酬，CEO在公司官网新闻中的曝光度，企业年报中CEO照片占比，公开演讲、采访中第一人称单数出现频率以及个人签名大小等相关指标在内都曾被用来衡量CEO自恋程度。本文对指标的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其一，CEO对于指标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决定权；其二，自恋的四个维度，权威(Authority)、优越感(Superiority)、自我崇拜(Self-admiration)、权利(Entitlement)(Emmons,1987)，在指标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结合我国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最终选择了以下三个指标来综合考量CEO自恋水平：（1）公司主页的新闻板块，对CEO进行报道的新闻占公司发布新闻总量的比例。（2）CEO在采访和演讲中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及其相关词语“我的”、“我自己的”等与其他人称代词的比例。本文综合近年来相关文献所选择的网站选取了新浪财经网、《第一财经》、《南方人物周刊》、《凤凰周刊》、《中国企业家》以及大型网站公布的CEO发表的公开演讲(文华东等,2015)。（3）CEO相对于公司第二大高管的薪酬。本研究所选取的三个指标与自恋四维度之间的关系如表4-1所示。
本研究对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首先，由相关性分析可知，三个指标之间相关性较高(p<0.01)，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753、0.484、0.621；其次，由因子分析可知，三个指标可以由唯一的因子近似表示，方差解释比率达74.82%，各项指标在唯一因子上的载荷依次为0.869、0.924、0.798；最后，由信度分析所得的Cronbach’α值为0.706，高于Devellis(1991)所提出的0.65这一最小可接受值。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项指标可以综合为唯一的CEO自恋指数。本研究分别采用因子得分法和均值法对CEO自恋数据处理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实证部分所列结果为均值法下的结
果。
4.2.3调节变量
对于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本研究主要从环境、组织和个人三个维度来衡量，分别用资本密集度(CapitalIntensity)、企业所有制(Ownership)和两职合一(Duality)来反映和测量(杨林等,2018)。
（1）资本密集度(CapitalIntensity)
环境层面的管理自主权主要受到企业本身的成长性和资本密集度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本研究采用资本密集度来衡量企业在环境层面的自主权。
CIit=Assetit/Revenueit
即，样本公司的资本密集度为总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2）企业所有制(Ownership)
样本中所涉及到的企业所有制类型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等，本研究采用二分法设置虚拟变量，将企业划分为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对国有制企业的赋值为1，非国有制企业赋值为0。
（3）两职合一(Duality)
同样对两职合一这一指标采用二分法设置虚拟变量，当CEO兼任董事长，即两职合一时，赋值为1；当CEO不兼任董事长，即非两职合一时，赋值为0。
4.2.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决策了实证检验模型的正确性以及结果的有效性。综合已有的此类问题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企业和个体层面选取控制变量。
4.2.4.1企业层面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EnterpriseSize)、资产负债率
(Asset-liabilityRatio)、股权集中度(ownershipconcentration)、企业绩效(ROE)。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规模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吸收能力和资源获取能
力，从而反映至企业战略选择中(Oesterleetal.,2016;Lietal.,2016)，在实证过程中必须对其控制。本文采用样本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另外，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绩效也会对企业的可获得资源产生影响(Snyderetal.,1999;邬晓超,2014)，而资源是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股权集中度体现了企业中控制权的集中程度，这一定程度上会对CEO自恋产生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控制，并采用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加以衡量。
4.2.4.2个体层面
考虑CEO个体层面的因素，在CEO自恋成为研究热点之前，对于CEO的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在组织层面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也进行了探讨(Surrocaetal.,2016)，认为一定程度上对于CEO的认知及战略选择会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对CEO的年龄、性别加以控制。其中，CEO的性别均设置为虚拟变量。当CEO性别为男时，赋值为1，性别为女，赋值为0。
通过4.2章节对变量测量的解释说明，现将各个变量的释义和测量方法进行汇总，：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的思路和操作过程如下：首先，运用K均值聚类算法(K-meansclusteralgorithm)对样本公司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将样本总体分成三个子样本；其次，针对所获得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呈现变量的数据特征以及两两之间的大致关系；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检验影响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作用的情境机制，分析不同层面的管理自主权，即资本密集度、企业所有制和两职合一对这一过程的调节效应。
5.1聚类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结合杨林等(2016)关于创业战略导向的维度划分方法，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以样本公司2008-2017年的研发费用和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指标进行聚类，并观察样本数据在二维空间中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在创业战略导向的985条公司年数据中，内部研发型公司年数据共163
条，外部投资型公司年数据共800条，混合型公司年数据共21条，另有1条公
司年数据被单独归为一类。因此，对于样本更为理想的聚类分析结果应为3类，即创业战略导向可分为内部研发型，外部投资型以及混合型三种不同的结构维度。聚类分析最终结果如表5-1所示。
表5-1创业战略导向的聚类结果
表5-2呈现了不同结构维度创业战略导向的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从表5-2可以看出，不同结构维度的创业战略导向所对应的CEO自恋程度、管理自主权以及控制变量的数据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尽管本研究聚类分析所得结果并不完全对应创业战略导向四种结构维度的理论框架，但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本文的聚类结果存在文献支撑和实际意义。从理论上来看，Williams&Lee(2009)也仅聚类得出三个维度的创业导向(Beamish,2004)；在本研究中，样本选取了2008-2017年创业板上市企业，大多数公司敢于尝试，具有较为强烈的创业倾向，对于保守型战略则并不热衷。从实际来看，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具有较多的市场机会，处于创业期的企业更加偏好通过积极进取的战略来进行产品市场创新，从而在市场中占领优势地位。
表5-2不同创业战略导向类型下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5.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能够清晰地呈现样本数据的特征；相关性分析则是对变量两两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的关联程度进行考察的过程。表5-3分别从均值、标准差、Pearson系数等方面对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资本密集度、企业所有制、两职合一、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企业绩效以及CEO年龄、性别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从表5-3中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出，样本总体创业战略导向强度与CEO自恋程度上均具有较大差异，从两者的相关性系数可初步判断，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因此，探讨CEO自恋与企业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具有实际意义。另外，研究中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显著性较高，可初步判定本研究所建立的理论研究模型具备合理性。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样本变量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75(吴明隆,2003)，可简单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进一步在Stata13.1中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小于2，即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性分析仅能帮助本研究浅析变量之间的表层关系，为了更深层地探讨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及关系的显著程度，本研究将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从而验证研究假设。
5.3回归分析
5.3.1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的回归分析
本节将对3.3中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回归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检验主效应，探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其次检验调节效应，探讨管理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主效应的调节作用。为从样本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探讨CEO自恋程度与企业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影响效应。本节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CEO自恋与不同结构维度以及样本总体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分为8个模型，模型1、3、5、7仅包含控制变量对不同结构维度创业战略导向的作用，模型2、4、6、8中则分别引入了CEO自恋进行考察。
模型1、3、5、7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模型1中资产负债率(β=-0.303,p<0.05)对于企业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这可能时因为资
产负债率越大，对于资源的掌控能力较低，企业并不倾向于在研发方面投入；模型3中，资产负债率(β=-0.135,p<0.01)负向影响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模型5中，企业绩效(β=-2.973,p<0.05)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当企业绩效较好时，企业内容易产生惰性，从而不愿意实施创业战略导向；模型7中，企业规模(β=0.045,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β=0.481,p<0.01)和股权集中度(β=-0.137,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负相关。
模型2、4、6、8引入了CEO自恋程度这一自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模型2中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面影响(β=-0.010,p>0.1)，但系数并不显著。同时，模型2的拟合优度相较于模型1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因此，假设1a未得到验证，即，假设1a不成立。
模型4中加入了CEO自恋程度所得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而CEO自恋程度(β=0.021,p<0.05)对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3，模型4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假设1b得到验证，即假设1b成立。
模型6中加入了CEO自恋程度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显著性未发生变化。CEO自恋(β=0.468,p<0.1)则对企业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5，模型6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假设1c得到验证，即，假设1c成立。
模型8中将CEO自恋纳入回归过程，从结果来看，控制变量显著性稳定，CEO自恋(β=0.072,p<0.05)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即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差异性影响。同时，模型拟合优度得到增强，由此可知，假设1成立。
5.3.2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本节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法检验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由于CEO自恋、资本密集度为连续变量，本研究对其进行中心化，分别构造中心化后的CEO自恋与各维度管理自主权变量的乘积项来检验调节效应。在检验过程中，将CEO自恋、创业战略导向以及CEO自恋与管理自主权的乘积项引入多元回归方程中，若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则表明调节作用存在，否则调节作用不存在。
5.3.2.1环境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部分探讨环境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调节作用，分别对不同结构维度样本和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分为12个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4、7、10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5、8、11引入CEO自恋；模型3、6、9、
12增加了资本密集度及其与CEO自恋程度的乘积项。回归结果如表5-5。
模型1、4、7、10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模型1中，资产负债率(β=-0.303,p<0.05)对于企业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负向作用；模型4中，资产负债率在模型1(β=-0.135,p<0.01)负向影响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模型7中，企业绩效(β=-2.973,p<0.05)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影响；模型10中，企业规模(β=0.045,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β=-0.481,p<0.01)和股权集中度(β=-0.137,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负相关。
模型2、5、8、11增加了CEO自恋这一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中，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未发生较大改变，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面影响(β=-0.010,p>0.1)，但系数并不显著。同时，模型2的拟合优度相较于模型1并未发生显著改变；模型5中，CEO自恋程度(β=0.021,p<0.05)对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4，模型5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模型8中，CEO自恋(β=0.468,p<0.1)则对企业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7，模型8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模型11中，控制变量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CEO自恋(β=0.072,p<0.05)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即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差异性影响，同时，模型拟合优度得到增强。
模型3、6、9进一步增加了资本密集度及其与CEO自恋得乘积项，用以检验环境自主权的调节效应。模型3中，回归结果显示乘积项(β=-0.019,p>0.1)对于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影响，但乘积项系数不显著。假设2a未得到验证，即，假设2a不成立。
模型6中，乘积项(β=-0.001,p>0.1)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作用，即，在资本密集度越小，CEO环境自主权越大，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但乘积项系数不显著。假设2b未得到验证，即，假设2b不成立。
模型9中，乘积项(β=0.331,p<0.01)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即，在资本密集度越大，CEO环境自主权越小，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假设2c得到验证，即，假设2c成立。
模型12中，乘积项(β=-0.040,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负相关，即环境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效应，且模型拟合优度大幅度增强。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假设2成立。
5.3.2.2组织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节将验证组织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产生的影响，共分
为12个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4、7、10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5、8、11引入CEO自恋；模型3、6、9、12则增加了企业所有制及其与CEO自恋程度的乘积项。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模型1、4、7、10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模型1中，资产负债率(β=-0.303,p<0.05)对于企业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在模型4中，资产负债率(β=-0.135,p<0.01)负向影响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在模型7中，企业绩效(β=-2.973,p<0.05)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影响；在模型10中，企业规模(β=0.045,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β=-0.481,p<0.01)和股权集中度(β=-0.137,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负相关。
模型2、5、8、11中引入了自变量CEO自恋程度。在模型2中，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面影响(β=-0.010,p>0.1)，但系数并不显著。同时，模型2的拟合优度相较于模型1并未发生显著改变；模型5中，CEO自恋程度(β=0.021,p<0.05)对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4，模型5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模型8中，CEO自恋(β=0.468,p<0.1)则对企业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7，模型8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模型11中，CEO自恋(β=0.072,p<0.05)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即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差异性影响。同时，模型拟合优度得到增强。
模型3、6、9、12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所有制及其与CEO自恋的乘积项。在模型3中，乘积项(β=0.306,p<0.05)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正向影响，即，在国有企业中，CEO自恋程度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的负向作用会减弱。假设3a得到验证，即，假设3a成立。
在模型6中，乘积项(β=0.070,p<0.05)对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即，在国有企业中，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假设3b得到验证，即，假设3b成立。
在模型9中，企业所有制(β=1.667,p<0.01)正向调节了CEO自恋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在国有企业中，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假设3c得到验证，即，假设3c成立。
在模型12中，从回归结果看，乘积项(β=0.301,p<0.01)对创业战略导向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组织自主权对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产生差异性调节效应。假设3得到验证，即假设3
5.3.2.3个人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节探讨个人自主权在CEO自恋与创业战略导向之间产生的调节效应共分为9个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4、7、10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5、8、11引入CEO自恋；模型3、6、9、12则增加了企业所有制及其与CEO自恋程度的乘积项。回归结果如表5-7所示。
模型1、4、7、10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在模型1中，资产负债率(β=-0.303,p<0.05)对于企业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在模型4中，资产负债率(β=-0.135,p<0.01)负向影响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在模型7中，企业绩效(β=-2.973,p<0.05)对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向影响；模型10中，从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β=0.045,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β=-0.481,p<0.01)和股权集中度(β=-0.137,p<0.01)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负相关。
模型2、5、8、11中引入了自变量CEO自恋程度。在模型2中，CEO自恋对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负面影响(β=-0.010,p>0.1)，但系数并不显著。同时，模型2的拟合优度相较于模型1并未发生显著改变；模型5中，CEO自恋程度(β=0.021,p<0.05)对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4，模型5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在模型8中，CEO自恋(β=0.468,p<0.1)则对企业混合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模型7，模型8的拟合优度有所提升；在模型11中，从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CEO自恋(β=0.072,p<0.05)与创业战略导向显著正相关，即CEO自恋对创业战略导向产生差异性影响。同时，模型拟合优度得到增强。
模型3、6、9、12进一步加入了两职合一及其与CEO自恋的乘积项。在模型3中，乘积项(β=0.170,p>0.1)对于内部研发型创业战略导向产生正向影响，但系数不显著。假设4a未得到验证，即，假设4a不成立。
模型6中，乘积项(β=-0.007,p>0.1)与外部投资型创业战略导向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假设4b未得到验证，即，假设4b不成立。
模型9中，乘积项系数为0，其作用可忽略不计。假设4c未得到验证，即，假设4c不成立。
模型12中，乘积项(β=0.072,p>0.1)与创业战略导向正相关，但系数不显著，即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4未得到验证，即，假设4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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